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 ，作者刘泱育

内容提要

诺伯特·埃利亚斯独创的概念“figuration”（型构），经尼克·库尔德利和安德烈亚斯·赫普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媒介化理论的核心概念。由于此概念产生了不同于“原义”的“转义”，为此，有必要对“figuration”的含义进行知识考古，仔细梳理其在埃利亚斯、库尔德利和赫普著述中的语境意涵，深入检视其“转义”与“原义”的联系和区别，建构新的译名“互型”以准确把握作为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的“figuration”。作为媒介化研究的一种具体分析框架，“互型”有助于对“数字中国”日常媒介实践从“空间”、“时间”和“数据”等维度开展中观层面的经验研究，生产“在地知识”，对话国际前沿。

关键词

深度媒介化 figuration 型构 互型 转义

正文

媒介化理论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与前沿。与媒介环境学和媒介学等比较起来，媒介化学派“对当代媒介现实”极具阐释力。回望媒介化研究的知识谱系，欧洲学者对媒介化的理论框架作出了主要贡献，并在学派内部形成了两种研究取向——制度主义传统（institutionalist tradition）和社会建构主义传统（social constructivist tradition）。制度主义传统源于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代表性人物如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将媒介视为影响文化和社会的半独立机构；社会建构主义传统源于对媒介实践的研究，侧重于媒介在社会世界（尤其是日常现实）建构中的作用，旗帜性学人为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德国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来说，库尔德利和赫普自2014年以来影响日隆——无论是提出“媒介实践”（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研究范式的前者已被译为中文的经典著作《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还是后者提出的概念“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都已引发关注。2020年，常江在《新闻界》学刊主持的“全球大师访谈”栏目，专门发表了对库尔德利和赫普的访谈。对库尔德利的访谈，焦点为“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已收入《从经典到前沿：欧美传播学大师访谈录》；对赫普的采访，主题是“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媒介化”理论——则可谓“从热点到前沿”。常江所作访谈的背景是：“因对话机制的缺失和客观存在的语言障碍，国内学界对欧美学界的经典思想和前沿成果缺少充分的了解，致使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误解、误认长期存在。”有的放矢的“全球大师访谈”项目因而厥功至伟——包括为国内“热点”论题媒介化研究提供国际“前沿”进展的参照系。不过，由于社会建构主义传统的媒介化研究强调“语境”（context），“全球大师访谈”项目虽然绘制了国际前沿的“知识地图”，但对于此图上的重要“景点”仍需深入探究——才有望从知识增量的意义上减少“误解”与“误认”。其中就包括如何准确地理解作为“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的“figuration”。

在常江的访谈中，赫普遵循埃利亚斯（Nobert Elias）的传统：主张用“型态”（figuration）来理解媒介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他认为“型态”是介于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中层概念，以此为基础讨论媒介化进程，不仅有助于理解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还有助于探讨型态背后的权力关系。

由于“概念是思维的基础工具”，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但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而且“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无论韦伯（Max Weber）还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都高度重视概念——而放眼学界，对于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figuration”，除常江访谈的引介之外，尚未见到深入剖析这一关键概念来龙去脉的专题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探讨的是：赫普所讲的作为“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的“figuration”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埃利亚斯的原义吗？如果不是，证据是什么？如果产生了转义——那么，转义与原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又是怎样的？在库尔德利和赫普的著述中——何时为原义？何处为转义？为准确地理解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figuration”，避免使用西方理论时忽视语境（学术脉络）的望文生义现象，从而真正地把握媒介化理论的学术前沿，我们在翻译时又如何阐释这一区别于原义的转义呢？

一、回到埃利亚斯：“figuration”原义的知识考古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席教授唐世平认为，埃利亚斯“是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价值到今天还是远远被人们所低估”。而要理解埃氏的思想，在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端看来，“必须先谈谈他的某些关键概念”，首先就是“figuration”——“这是他自己独创的概念”。

“在许多情况下，对一个概念或一种思想的意义的确定需要深入了解使用这一概念的思想家的整个信仰体系”。因此，若讨论“figuration”之含义，首先要理解独创此概念的埃利亚斯的知识立场（intellectual position）。在其最负盛名的著作《文明的进程》中，埃利亚斯使用了“figuration”。该书于1939年以德文版行世，但因时代环境，并未引起注意。彼时，作为犹太人的埃利亚斯为避纳粹迫害，亡命异域，经法国到英国谋生，并加入英国国籍——期间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短暂担任过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研究助理，但长期没有固定职业，直至1957年才获聘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1968年7月，埃利亚斯在莱斯特小城为1969年再版的《文明的进程》写了长篇“附言”（Postscript），阐释自己独创的概念“figuration”——为的是避免读者对《文明的进程》主题产生误解。知人论世，在2000年英文修订译本的编者前言中，邓宁（Eric Dunning）等提醒读者，如果想要在总体上了解埃利亚斯的知识立场，那么首先应该读的就是这本书的“附言”。也正因此，《文明的进程》出中文版时，译者令人称道地直接将位于书后的“附言”译为“序言”置于书前。

在“序言”中，埃利亚斯开宗明义，针对社会学者们对短期的社会过程感兴趣的现状，宣称他要研究的是无人问津的个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问题。而“为了理解这本书的研究，必须大大地改变当今社会学主流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因此，埃氏首先批判的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由于“埃利亚斯对帕森斯的主要攻击，就是认为，从根本上说他的概念工具会让人误入歧途”，因此，埃氏在《文明的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核心概念“figuration”。对照英译本可知，《文明的进程》中译本在“序言”中将此“概念”译为“形态”。

那么，作为理论概念的“形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交际舞是用来说明应如何理解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形态的最简单的例子：舞蹈中由互相依赖的人们所组成的活动的形态……在形态这一概念中……今天当人们说起“个人”和“社会”时通常会流露出来的那种对立消失了。人们当然可以一般地来谈论舞蹈，但是，谁也不会把舞蹈想象成没有个人的造型，也不会把它想象成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同一个舞蹈形态可以由不同的个人来组成，但是，如果没有许多互相照应、互相依赖的个人在一起跳舞，也就没有舞蹈……正如舞蹈……一样，被我们称作社会的大的形态也同样时快时慢地变化着。

由此可知，埃利亚斯所论的“figuration”，首先，离不开处于特定关系中相互依存的人，也就是说，不存在单个的“封闭的人”（homo clausus），个体总是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这还不足以表达“figuration”的全部意指——其次，相互依存的人所构成的特定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亦即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

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变动不居”的“过程”两者“合二为一”，并且“缺一不可”，这才是埃利亚斯所论的“figuration”之含义。

由于埃利亚斯在知识立场上批判的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基于“静态本质”的社会学理论，因此，他更愿意强调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之“动态特征”而称其为“过程社会学”（processual sociology）。于是，在把握“figuration”之含义时，我们必须同时兼顾“关系”和“过程”。

在“figuration”的多种译名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康的译法“型构”被广为采用。译为“型构”意在强调埃利亚斯所致力的“过程社会学”可以将“型构”规定为：“彼此相互依赖的个人之间的网络，网络之中的权力均衡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非均衡状态。”李康将“figuration”译为“型构”，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理论可以简称为“型构理论”。但这只是库尔德利和赫普的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figuration”的“来龙”，或者说“来源”。

二、偕行埃利亚斯：库尔德利和赫普论著中“figuration”的原义

无论库尔德利还是赫普，都多次“使用”“figuration”的概念，之所以说“使用”而不是“引用”，意在强调两人论著中“figuration”的复杂性，并非一直都是埃利亚斯的“原义”，而是有时为“转义”。亦即我们必须注意“figuration”的语境意涵。而这需要对相关文献的仔细爬梳才能厘清。

（一）库尔德利论著中的“figuration”

虽然埃利亚斯没有成为库尔德利第一部著作《媒介权力的所在：媒介时代的朝觐者和目击者》的思想资源，但在其出版于2003年的专著《媒介仪式》中，书前第一个引用的就是埃氏的《文明的进程》，尽管没有涉及“figuration”。

库尔德利后来回忆说，他曾在2010年出版的《告别沉默：新自由主义之后的文化与政治》将电视真人秀（reality TV）视为埃利亚斯意义上的“figuration”。但细察该书英文版，只有“configuration”和“reconfiguration”，并无“figuration”。并且“configuration”和“reconfiguration”没有出现在聚焦电视真人秀的第四章，而是出现在第五章“声音的哲学”中，引用的文献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时间与叙述》。因此可知库尔德利在该书中并没有使用埃氏的“figuration”概念，尽管讨论了“figuration”意义上的电视真人秀。

实际上，库尔德利使用“figuration”来分析电视真人秀的时间确实是2010年，不过是在一篇论文中——《使人群显现》。电视真人秀被视为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形式，通过此种形式，人（包括节目生产者、参与者、观众）、物和再现机制结合在一起，使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看起来真实可信。重要的是，电视真人秀不只是一种形式，它更接近于埃利亚斯所说的“型构”，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将个体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依存性和其中的压力展现出来。

2012年，库尔德利在经典著作《媒介、社会与世界》中，继续使用“figuration”的概念。“figuration”在该书出现的情况如下：

由此可见，在《媒介、社会与世界》中，库尔德利使用的“figuration”就是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所用概念的原义。

总体来看，埃利亚斯对于库尔德利上述论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文明的进程》。在与赫普合著的《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出版后，埃氏的《什么是社会学》才出现在库尔德利的参考文献中。

（二）赫普论著中的“figuration”

赫普最早对“figuration”进行阐释是在其专著《媒介化的文化》和“同一时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此处所说的论文，指的是《媒介化世界的交往型构：“一切的中介化”时代的媒介化研究》。

《媒介化的文化》参考了埃利亚斯的三本书《什么是社会学》、《符号理论》和《文明的进程》。

赫普之所以引入埃利亚斯作为思想资源，是为避免将媒介化“泛化”（entirely open）。过于宏阔将使研究不具有聚焦特定研究图景（specific panorama）的可操作性。同时，媒介化是研究媒介与传播的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就研究社会文化的变化而论，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可称为范典，而其最后一部著作《符号理论》又讨论了文明进程中的传播问题，因此，赫普认为我们可以从埃氏那里获益良多。

除了一处引自拉图尔的《重组社会》，“figuration”在《媒介化的文化》一书中的使用，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形：一是与“communicative”合起来作“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交往型构）来用。一是单独使用——为解释什么是“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首先就需解释什么是“figuration”。

赫普引用埃利亚斯《什么是社会学》的相关内容，将“figuration”解释为“个体们互动的网络”，彰显的是个体与社会密不可分。作为概念工具，“figuration”用“相互交织的过程的模式”来理解社会文化现象，是为了使“社会实体”（social entities）成为可以进行经验分析的过程性的相互依存现象。在此意义上，“figuration”类似于“媒介化世界”（mediatized world）的概念，将“媒介化”转化为可以进行经验研究的具体对象。

基于此，赫普指出，“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是相互作用的交往过程的模式。可见，他仍是在沿用埃利亚斯的“figuration”所体现的关系性和过程性于一体的思想。因此，《媒介化的文化》一书中的“figuration”仍为埃氏的原义（“型构”）。

在《媒介化世界的交往型构：“一切的中介化”时代的媒介化研究》一文中，赫普梳理了媒介化研究的制度主义传统与社会建构主义传统，两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存有交集。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吸取两种传统之精华对媒介化进行理论建构呢？由于这两种传统都赞同将媒介化视为一个过程（mediatization as a process），因此，赫普援引了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思想——其参考文献为《什么是社会学》，埃氏在该书中“对过程社会学的核心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解释”，详细阐述了“figuration”作为用于研究相互依存的个体们所构成的过程性实体关系网的分析工具。

把埃利亚斯的“figuration”概念移用到传播研究上，赫普认为，可以把交往型构定义为：使用各种媒介并有一个“主题框架”（thematic framing）来面向交往行为的、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性的传播模式。显然，这个定义运用的是埃氏“型构”思想中的关系性和过程性思维，并将其聚焦到“使用各种媒介”的交往行为之中。因此，这里的“figurations”仍是埃氏的原义。

三、超越埃利亚斯：库尔德利与赫普合著中“figuration”的转义

至此可知，无论库尔德利还是赫普，两人上述论著中的“figuration”都称不上“媒介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比如在库尔德利的《媒介、社会与世界》一书中，“figuration”没有列入该书的索引，也就是在作者看来它并非核心概念。而在赫普的《媒介化的文化》一书中，“figuration”同样没有出现在索引中，列入索引的是“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那么问题来了，赫普为什么在接受常江采访时称“figuration”为媒介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呢？实际上，这离不开对语境的分析。赫普所讲的作为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的“figuration”，是指他与库尔德利合著的经典著作《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中的“figuration”。在该书中，作为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的“figuration”，不但出现在索引中，而且设有专章讨论“figuration”，并且这一核心概念贯穿全书，但其含义经两人发展有别于埃利亚斯的原义（original meaning）——赫普曾用图式的方法区分两者（下文将给出图式）。

因此，我们需要理解的就不仅仅是埃利亚斯的“figuration”原义（“型构”），更重要的是，库尔德利和赫普如何理解作为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的“figuration”？由于“figuration”产生转义，为与原义进行区分，译名也须不同于“型构”，以免误解为与原义相同。那应译为什么呢？这就需要依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的“语境”作进一步探究。

本研究认为，依据该书的语境，作为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的“figuration”宜译为“互型”，理由至少有三：

（一）从该书的问题意识来看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是库尔德利学术生涯中继《媒介、社会与世界》之后又一部“重要”著作，而在赫普的学术简历中，则把《现实的中介化建构》排在自己十大“重要”的英文学术成果之首。那么，该书为何“重要”？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的是《现实的社会建构》。该书是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两人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不但是“知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而且是“社会建构论的扛鼎之作”，“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库尔德利和赫普既然选择《现实的社会建构》作为批判对象，那么不可不精心选择“攻击点”。两人选择的“攻击点”就是从“媒介”切入，以“接着说”的方式直奔对于“媒介”几乎只字未提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的软肋而去。通过“将社会世界理解为从根本上与媒介交织在一起”而与伯格和卢克曼分道扬镳。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集中讨论“figuration”这一概念是在第4章“How We Live with Media”（我们与媒介如何相处）。章标题表明本章的核心是讨论“人”与“媒介”的关系。由于该书的“媒介”指向以技术为基础的传播手段，因此，“人”与“媒介”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而“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和双向的，不但人使用和试图“驯化”技术，技术反过来也影响乃至“异化”人。这种“人”与“媒介技术”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就是“figuration”（“互型”）。

“互型”中的“互”作副词用，意思为“彼此、相互”。在《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中，“互型”的“互”（在主体意义上）一方面指“人”，另一方面则指“媒介技术”。依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媒介技术背后凝结的是人的行动意向，因此，“人”与“媒介技术”相互作用实质上是人与人相互作用，而这正是埃利亚斯的“figuration”（“型构”）的意旨，只不过“互型”译名突显出“媒介技术”的重要性。将之由埃氏那里隐而不彰的“后台”移至了与“人”处于同一层面的“前台”。

由于“互”是副词，因此，“互型”中的“型”取“型构”中的“型”的动词义：“将……作为样式、样版”。而“人”与“媒介技术”的相互作用，实质上就是“社会世界”与“媒介技术”之间的“相互转型”（mutual transformation），这不但是《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关注的双重焦点（double focus），而且是“媒介化”一词在该书语境中的含义：作为概念工具的媒介化，它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分析媒介和传播的变化与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媒介化并不是一个关于“媒介效果”的概念，而是一个用来理解文化和社会的转型是如何与媒介和传播的具体变化交织在一起的、辩证的双向（two-way）的概念。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意在加深对一种悖论的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越紧张，对媒介技术的依赖性就越大。反之亦然。由于“互型”在该书中实际上是用来分析中观层面的“媒介化世界”的概念工具，藉此把握宏观层面的“媒介化”，因此才可将之称为媒介化理论的“核心概念”。

（二）从作者的价值关怀来看

从“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层面着眼，毫无疑问，媒介技术是“双刃剑”，既给人带来了便利，也潜藏着风险。那么如何趋利避害，人与媒介技术“如何相处”才有助于过上美好生活（good life），这是库尔德利和赫普共同的价值关怀。

库尔德利给自己的定位是研究媒介与文化的社会学家（a sociologist of media and culture）。作为社会学家，他“对于狭义的、只顾内看的‘媒介研究’完全没有兴趣”。库尔德利感兴趣的是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而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实质上是媒介与人的关系。那么，人如何通过媒介过上美好生活呢（living well with and through media）？媒介伦理和媒介正义因而成为库尔德利多次讨论的问题。而赫普在其新著《深度媒介化》的最后一章探讨的也是这一主题——“深度媒介化与美好生活”（deep mediatization and the good life）。

无论库尔德利和赫普对美好生活的标准如何判定，如果从处理“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层面入手，那么，美好生活只能在“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动之中动态地建构。当“人”对“媒介技术”实现“驯化”时，便有助于过上美好生活，而当“媒介技术”使“人”发生“异化”时，则不利于过上美好生活。无论“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驯化”还是“异化”，都是从关系层面考量的过程性的不均衡的权力关系。

“互型”概念捕捉（capture）的就是这种“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性、过程性的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的张力（tension）。如果用库尔德利和赫普在《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结尾富有诗意的话来说便是：在今天的中介化环境中，现实的社会建构牵涉到便利与自主、外力与人们相互承认的需求之间的深层次冲突。我们迄今尚不知道如何解决。本书努力提出一种唯物主义现象学来阐释我们栖居的中介化世界，希望这至少有助于识别此种深层次冲突。

（三）从库尔德利和赫普对“figuration”的发展来看

“figuration”在《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的语境中之所以宜译为“互型”，还因为库尔德利和赫普在埃利亚斯的基础上，对“仍有改进空间”（remains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的“figuration”进行了发展。从图1和图2中可以看出两者的显著区别。

图1是埃利亚斯的《什么是社会学》一书中“figuration”的图式，其中，带箭头的空心圆点指的是个体（“自我”、“我”），箭头与直线的组合体象征不稳定的权力平衡关系，单箭头指的是开放的（独立的）组合能力。

虽然《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并没有给出“figuration”的图式，但在2017年10月18日，库尔德利和赫普到哈佛大学推介该书时，赫普给出了图2中关于“figuration”的图式。他在2020年出版的《深度媒介化》一书对“figuration”图式进行了解释。其中，空心圆点是对构成“figuration”的个体行动者们的视觉化，空心圆点指向内与外的箭头，代表着个体行动者们与此互型和其他互型之间的权力关系。空心圆点之间的双箭头代表构成互型的与数字媒介组合及其基础设施缠绕在一起的传播实践。而由带箭头的空心圆点和双箭头共同构成的“环形”（circles）则代表此互型的行动者们在实践中的“共同取向”。

可见，在继承埃利亚斯（图1）“型构”的关系性和过程性思维基础上，库尔德利和赫普发展的（图2）“互型”概念与“型构”原义有着显著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阐明了如何识别和分析互型的三个维度

在埃利亚斯那里，型构是由个体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种交织过程的模式，并以某种权力关系为特征，每个型构的边界都是由参与其中的个体们在相互关联的社会实践中所生产的共同意义来界定的。但是，埃氏毕竟无法预见媒介化浪潮的发展，因此，对于基于媒介的深层次的相互依存，需要阐明型构如何实现稳定的三个维度：相关性框架（relevance-frames）、行动者群组（actor-constellations）和交往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s）。在这里，库尔德利和赫普对“figuration”进行了发展。

首先，每个“互型”（不再是“型构”）都有特定的相关性框架。其所涉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取向。互型的相关性框架将其社会意义体现为一种共同的行为方式，但并不排除冲突或分歧。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塞琳德·凯珀斯（Giselinde Kuipers）看来，“相关性框架”是对埃利亚斯“figuration”原义的创造性发展（true innovation），因其有助于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识别研究对象，对各种中观层面的互型进行实证分析。换言之，“相关性框架”解决了埃氏没有回答的问题，比如一个“figuration”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其次，每个互型都包含一个独特的行动者群组。行动者群组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互型中的个体们并不是随机性的累积，而是以在互型中扮演着某种角色的方式相互关联。另一方面，互型虽然指的是一群“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对象和技术（包括媒介在内）排除于互型之外，而是认为，对象和技术不属于那些明白自己是以这种方式共同活动的行动者群组的一部分。

再次，每个互型都是基于特定实践以及相关的媒介组合。个体们正是通过这些相互关联的实践来建构互型。而如果没有人们所用的与之相关的对象和媒介技术，就无法理解这些实践。需要注意的是，之所以将“交往实践”而不是“传播实践”（communication practice）作为互型的构成维度之一，是因为在《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的语境中，“交往”（communicative）涵盖的人类行动更广泛，是指“广义的传播”。

互型正是通过相关性框架、行动者群组和交往实践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联而生成，其基础则是全部可用的对象和媒介技术的特定组合。

2.突显了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在互型建构中的重要性

库尔德利和赫普“超越埃利亚斯型构概念的原义限制”，还体现在突显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在互型中的重要性。《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对此论证如下：

第一，埃利亚斯晚年虽然认识到媒介技术的重要性，但其“型构”概念对此却并没有细述。在互联网作为社会交往的基础设施兴起之前，“型构”概念虽然很好地描述了人们之间相互依存的链条的长度，但没有阐明哪些实体被纳入型构之中。它对于人们依赖的系统基础设施的形式所言甚少。

第二，与特定的媒介技术组合相关联的某些型构不仅在个体们之间，而且在个体们与传播系统之间产生了责任义务和依存关系，这些责任义务不但是人们如何在媒介中生活的独有特征，而且也是新型型构（即“互型”）的特征。

第三，“新”技术在互型全部可用的媒介组合中得到应用，不但会改变互型，而且会在无尽的循环反馈中产生对媒介基础设施的新需求，这种需求是开发新的媒介技术和调整当前媒介技术的不竭动力。因此，理解我们与媒介相伴的生活意味着要把握一系列与媒介及其基础设施相关的复杂互型。

综上可见，库尔德利和赫普在《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中绝非沿用埃利亚斯的“figuration”原义，而是对之进行了发展。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的变化，“曾经熟悉的概念，现在需要加以重新解读，必要的时候，还要建构一些新概念”，而且因为，像库尔德利和赫普这样的大师级学者之所以是其所是，其学术上的雄心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以解释当代媒介生活。

结语

至此可知，作为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的“figuration”，虽然其“来龙”（型构）源于埃利亚斯，但经过库尔德利和赫普的发展，其“去脉”（互型）却异于埃利亚斯。概念之间隐而不彰的差别恰是学术研究需要辨析的紧要之处。毕竟，在理解重要概念的内涵时，需要于不同的语境中仔细地区分其变化：“哪些是曾经有过的，哪些是后来叠加上去的。”

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互型”在“型构”的关系性、过程性思维的基础上叠加了中介化（mediated）思维，这种中介化思维实际上是把作为“中间物”的“媒介”视为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的要素纳入视野之内。由于作为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的“互型”，体现的是关系性、过程性和中介化思维，这也就可以理解《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在论述“社会世界的维度”时，为何选择从“空间”、“时间”和“数据”等三个维度展开。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空间”对应的是“关系性”思维，“时间”对应的是“过程性”思维，“数据”对应的是“中介化”思维——库尔德利和赫普在突显媒介为何重要时，既用“深度媒介化”来指称，也用“数据化”来指称，“媒介”与“数据”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

有论者认为，近年兴起的媒介化研究，“尚未发展出有力的分析框架，无法针对具体的实践展开研究”。实际上，“互型”的相关性框架、行动者群组和交往实践便是开展具体研究的抓手。基于“互型”所含蕴的思维对应建构社会世界的基本维度，采用“互型”开展中观层面的经验研究，无疑需要把与“空间”、“时间”和“数据”相关的议题作为选项，从自我（selves）和集体（collectivities）等“行动者群组”的分析单位切入，探讨深度媒介化时代社会秩序（social order）转型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之间的价值关联。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互型”提供的“分析框架”，应该以“过程社会学”的“动态”眼光来把握。但不变的是作为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互型”思想的重要性，毕竟，新冠疫情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如“密接者”）以及媒介（如“健康码”）的影响。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传播学会（ICA）主席克拉斯·H.德弗瑞斯（Claes H. de Vreese）提出，健康传播应成为传播学核心议题（health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 at the core），如何通过传播科学地介入疫情治理，不但需要多学科的洞见，而且需要传播学界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中自然包括中国传播学界。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截至2021年底，已建成“全球最大5G网”。由于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的经验现象的重要性，尽管国内的媒介化研究时间不长，但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表征的“数字中国”的媒介实践正在为我国传播研究跻身国际前沿提供契机。因此，准确地理解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互型”，不仅可以减少对国际前沿的误解与误认，更可以之作为分析框架，促进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通过生产“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对话“媒介化研究”全球进展。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3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余俊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