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再建巴别塔

历经数次科技革命，人类对信息与知识的渴求、对人际社会交往的渴求催生出日臻完善的通讯网络，从初级原始的社群部落，到算法分发和万物互联，我们始终在探寻如何更好地打破人与知识的界限、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全球脑（global brain)）”是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提出的技术构想，虽然尚未实现，但人类的技术始终向着“智慧”的方向不断努力，希望重塑人与人、人与知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古往今来，人类对知识、信息或者能量传承的基本认知框架，多表现为个人对过往信息或能量的个体传承。这样的认知在各种武侠玄幻类小说中，主角经由一次奇遇，或觅得一奇物古书，从而开启了全新的生命史，便可见一斑。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这样的传播框架将会或正在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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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社群到全球脑：

知识生产与关系强化的驱动力量

1945年7月，万尼瓦尔·布什在《大西洋周刊》发表了一篇《诚如我们的想象》（As We May Think）的文章，他在那个年代一些天方夜谭式的想象如今已经成为现实，还有些至今没能实现，但令人惊异的是，其中大多数科技创新正沿着他想象的方向前行，我们在佩服其思想超前性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他成功的关键在于发现了人类创新技术的核心密码。

他认为，“科学提供了人类个体之间最迅捷的交流方式；它提供给人类记录思想的渠道，使人类能够对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加以利用和提取，这样一来，知识就会跨越整个人类的生命周期而非人类个体得到传承和发展”。不过，他发现，人类的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都需要借助一种物化的媒介——微缩胶片或者电流，他进而追问，“有朝一日难道我们没有可能建立一种直接获取信息的途径吗？”他将之设想为“一种全新形式的百科全书”。

人类是社会的动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社会交往。在面对面交往的小群体社会中，人的社交面和量都是有限的，信息与知识的创新和流动相对较小，进化也相对较慢。然而，人类的世界意识（worldwide mind）似乎自人一出生就潜伏在那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于是，各种交通工具——航船、汽车和飞机，以及宇宙飞行器等等，帮助人们去部落化，“地球村”似乎正成为可能。但仅仅将人定位于社会性的动物，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生物界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不在少数，蜜蜂、蚂蚁和大象都具有社会性。目前相对一致的观点是，人类是唯一具有通过自己创造的语言符号系统进行虚构写作与传播的动物。

不过，即使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时间和空间仍然制约着人类自身的超越。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真正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存在的，是我们实现了集体掌控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我们不仅像其他物种那样能够收集信息，还会播种（cultivate），甚至是培养（domesticate）信息，就如同农民栽培庄稼一样。正是这种收集、培养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使人类真正成为“万物之灵”。

这种收集、分享信息的第一个关键性的技术进步，就是人类发现可以记载和传播信息的媒介，这种媒介的创新，使得人类的信息传播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如书本之类的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足不出户也可以“认识”更多的人，“看见”更大的世界。石碑、瓷（龟）片、铜鼎、莎草纸是人类早期发现的能够穿越时间的媒介，印刷术则让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超越了空间的限制，电子媒介多少完成了时空的双重接洽。蒂姆·伯纳斯·李发明的万维网则可以让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在线交流。今天网络社会的崛起，更是打破了地域、国家、种族、语言、文化、行业和供应链上下游的区隔。

蒂姆·伯纳斯·李设想通过开发出具有推理能力的搜索引擎,自动在所有联网的计算机上搜索相关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取全世界关于某一问题的看法的全部资料,集思广益,集中了人类所有知识和直觉。“全球脑”的观念便呼之欲出了。

1983年,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正式提出了“全球脑（global brain）”概念。他认为，经由科技的发展，电讯线路、光纤、卫星等，可将地球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如果系统内部单元数量达到100亿,那么该系统的复杂性就将跃迁到类似人脑的水准。罗素相信人类人口有可能达到100亿,如果100亿人通过通讯设施连接,“全球脑”即可形成。这个“全球脑”类似于人的大脑,会形成一个具有独立运作能力的有机体,具有记忆、思考、反馈等诸多功能。

全球脑“是利用各种网络连接介质，集全人类每个人的智慧于一体，而形成的具有比人脑更高级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创造力的自组织智慧网络”。换言之，“地球是一个脑，每个人是一个神经元”（尼古拉·特斯拉语）。从“地球村”到“地球脑”（全球脑）的概念嬗变，代表人类更高层次的技术呼唤：我们的全球信息网络如何能够思考、关联，而不是简单的数据存储与传输？我们该从人脑的运作方式上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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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

正所谓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文化之网上的动物，所指的就是人类的理性思考（rational thought）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人类可以创造、累积和传播丰富的知识，使得人类在基因之外，多了一种传承的力量。

大卫·克里斯蒂安在《起源：万物大历史》一书中提出，“人类语言非常强大，会像文化锯齿（cultural ratchet）一样锁定一代人的思想并将其传给下一代，从而实现接续强化。我把这种接续强化的机制称为集体知识”，这是一种比其他物种自然选择更具有推动力的变革，“而后便实现了社区内部和代际的信息分享和知识累积”。集体知识机制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协同作用和力量，不断驱动我们走向繁荣。

在这一基础上，人类始终致力于推进媒介技术发展，使知识与信息能够跨越时空得以传播和传承。但我们发现，经由复杂的技术网络构建起来的“网络社会”仍让人不满足。有学者认为，“某人一旦进入互联网,就意味着他被消散于整个世界，而一旦他被消散于互联网的社会性空间，就无异于说他不可能继续葆有其中心性的、理性的、自主的和傍依着确定自我的主体性”。人们担心个人思想与创造性思维湮没在互联网空间无法独善其身，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不无担心地问道:“也许历史与传统将平稳地顺应信息检索系统,因为这些系统将作为一种资源以满足按控制论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类的必然的计划需求。问题是,思维是否也将以信息处理事务告终？”

人们担心互联网技术日渐接近人脑的精密繁复，我们的思维却有反其道而行的趋势：“由于人脑把大量知识储存在网上而不再储存在脑深层的海马体内,因而导致诸如额叶前回和颞叶中回这类脑区在进行思考时缺乏历史感和深度感,从而有把人脑简约成为网上‘智能搜索器’的倾向”。迈克尔·海姆同样意识到，我们对信息的狂热追求侵蚀了我们对于意义的容纳能力。“把思维的弦绷在信息上之后，我们注意力的音符便短促起来。我们收集的是支离破碎的断简残篇。我们逐渐习惯于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后面那智慧的感悟”。

德里达曾认为，传统的“线性写作”和“文本”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在《明信片》中，借用书中的主人公写道:“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德里达的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 dichotomies）。

德里达敏锐地感觉到，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publicity and openness）,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不可能封缄,所以也不可能属于个人。而网络空间越来越明显的开放性，更进一步证明了德里达观点的先锋性。严锋解释说，“在超文本的海洋里，恐怕很难游出一位能够进行宏大构思、总体把握的巨儒硕师。超文本的世界中只有维护一个个节点的‘工程师’。知识的进步变成了节点的新增、嵌入、蔓延和复制，知识体系变成了网络数据库。

奇妙的是，当网络与人脑进行德里达意义上的‘嫁接’之后,一个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又能够当场与世界知识宝库合二为一。电脑网络变成了人脑的直接延伸，变成了虚拟的人脑，于是凡人在瞬间成为饱学之士，他们‘拥有’的知识足以令文艺复兴的巨人们羞愧。但这种‘拥有’具有多少内在化的成分？人脑与数据库的嫁接能够产生新的智慧吗？”线性写作模式的终结以及网络社会的互连、互动、开放性等特点，使新的文本形态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如2018年12月28日，Netflix推出的互动电影《黑镜：潘达斯奈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观众可以在整个故事中为主角做决定，而每一个决定都可将情节延伸到不同的结局。

当我们的头脑延伸至互联网，只需掌握计算机搜索功能的初级逻辑，人人皆可成为学识巨擘，但学者担心当代的莎士比亚与普鲁斯特似乎无迹可寻。我们对信息的接收方式由凝神专注变为即用即寻，网络社会充斥互联网时代的超文本机械复制，人们与知识的关系是“无差别拥有”还是“无意识隔离”？

从互联网的发展史来看，互联网信息网络经由军方-科学家复合体的专享发展到大众共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完成信息的获取和存储。蒂姆·乔丹（Tim Jordan）认为全球信息网是以“拉力”媒介的形式作为它的开端，人们会依据自己的需求，主动搜寻而将自己需要的信息拉进来。

但是到了1997年，已经出现了将有些信息推向使用者眼前的情况，这种“推力”是信息传递的新样态。由此，人类和信息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信息分发。但是我们发现那些被推给我们的如垃圾邮件、广告等等，往往非我所需，那些以精确推送的名义建立的算法往往也并不精确——它们没有发展到真正理解人的阶段，又很容易导致“信息茧房”和“信息泡沫”——这些推荐算法的分发机制，“由于过于追求流量，结果为标题党、低俗内容创作者利用标签获取关注提供了机会，导致分发结果常常是不公、扭曲，甚至是失真的，最终造成平台上低俗内容泛滥，有效信息缺失”。

由此，有人提出了现有信息获取方式的几个问题：

1.信息过度依赖（少部分）人传播，导致推荐质量下降；

2.缺乏自我演化能力，适应新信息较慢；

3.产品更关注关系链的稳定，而非知识传播的效率；

4.标签系统让人无法成为“互联网上的游牧民”，自由地在不同内容之间漫步，反而被一个个标签关在小格子里。因此他们认为，“现有的工具只能充当‘信息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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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下的关系强化

如果说对信息与知识的渴求驱使媒介技术不断突破时间得以传承，突破空间得以复制传播，那么可以说，对于社会关系如何不断拉近的需求主要面向的是对空间距离的不断攻克。“从前的车、马、邮件都慢”，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实现人际交流除了面对面，只能借助有限的交通工具进行文字传输，最快不过日行千里。而网络通信技术不断突破物理空间，有学者认为从1G到5G技术的嬗变，伴随的是“交往关系向立体全方位格局演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正在无限趋于平等与亲密。

互联网的确使人的社交属性得到了空前的保证。“爱人与被爱、聊天交友、逃避与期待、真诚与虚伪、偷窥与自拍、利他与炫耀、暴力与自虐、投射与反相、补偿与升华……在虚拟空间中面对自己，面对欲望，也面对无限的需求。网络成为人们最好的避风港，也为心灵展开了一个无限宽广的场域，为了填补这个空虚的心灵，人们逃到网中”。

不过，还有人发现，“微信朋友圈在经历九年发展之后，用户的好友数量越来越多，超过140人的社交阀值之后，用户开始在‘朋友圈’这个广场上越来越谨慎，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微信推出了‘三天可见、半年可见’等这样的关卡，有过亿人使用，冗杂的朋友圈正让年轻人远离”。网络打破了人们社交的时空界限，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在网络社会中进行一些类似于平面感的交流，更遑论这样时刻“在场”的社交已经成为包袱。

人们希望在认识的基础上，能够相互学习和交流。互联网上曾经有过一场有用社交还是无用社交的争论——平面感的交流，因为没有收益而成为无用的社交，除了浪费时间和精力外，无所补益。一篇《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刷爆了朋友圈，自然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当然也有人认为“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是个悖论。心理咨询师廖玮雯就认为，我们进行社交之前，完全无法判断这个社交到底有用还是无用。其实那些看似“无用”的部分，和那些所谓“有用”的部分，共同组成了我们一段完整的人生。卡斯特认为，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

换言之，真正来电的社交，只会发生在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的网络之中，毕竟个体的价值是由知识、趣味、审美和价值观构成的。

孙玮从媒介融合的发展逻辑重提赛博人的概念。与“全球脑”所强调的脑智慧的统一阶段稍有不同，赛博格（Cyborg）的提出始终围绕生物体的身体与技术的结合。她认为目前媒介融合的走向是技术与人的融合——正如前文所述，人通过社交媒体的连接表现为无时无刻的“在场”，这样的融合“正在打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中媒介与社会之关系”。这样的移动通信网络早就不是社会的子系统，而是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和社会结构变革的驱动力，这样的网络不仅仅是一种媒介、一种工具，而是本身就构成了社会的血脉，形成了网络社会，人们通过技术联结进而实现人与人的联结。

胡正荣在描述5G时代的万物互联时提到，“这种利益的共生性和命运的联动性将日渐增强，而共同体存在和意识还有待不断增强”，但他认为，5G时代不会带来“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别的消失”。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似乎是整个互联网发展史的演进逻辑，倘若“全球脑”能够实现，人脑的内容完全数据化，人类与技术的最后一层壁垒也如技术乐观主义者所愿被打破。从人类身体与技术的结合到脑智慧与技术的更深度融合，网络社会“因而转变成为似乎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社会”。我们是否有必要担心，借由互联网平台搭建的关系强化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个人主体性的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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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脑”的愿景：

知识与智识能否得以共在

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人口总计76.76亿人，其中网民的人数为43.88亿，占比57%，同时，全球手机用户51.12亿，其中有34.84亿人会踊跃参与社交媒体。Quest Mobile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4月，我国移动社交行业用户规模突破11亿。

人类今天的境遇就是，一方面信息和知识过载，另一方面有用信息和知识缺失；一方面是朋友圈越来越大，社交面越来越广，但另一方面时间和精力又不足以支持这样广泛的社交活动。网络是否可以变得更聪明，全球脑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呢？

涂尔干早就提出了社会有机体论，但正如罗素所说，“唯有数字还不足以带来巨大的进化跃进……一百亿个神经元放到一个玻璃瓶中也构不成有意识的大脑。元素需要整合到一个凝聚的结构里，它们的互相作用需要组织起来”。他由此推论，一个社会超有机体将会在几十年后降临。网络社会不断进化与扩张，至脑的最后界限被突破，有学者称之为一统（unification）阶段。这样的网络是一种“知化网络”，它从冰冷的物理连接逐步进化为主动感知各类连接设备……进而知晓如何适应外界的变化，最终使得整个网络具备智能思考的能力，形成自有的知识体系。

信息与知识共享和转移会遭遇网络位置、距离、知识势差、心理距离、信任、文化差异、异质性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研究者发现，处于网络中有利位置的节点容易获得知识，网络中心势高的节点也有利于知识的获取；节点获得知识的能力取决于它与其他节点之间的网络距离和心理距离，而信任和文化差异是心理距离的重要影响因素；知识势差与知识异质性决定了节点从网络中获得知识的能力，过低的知识基础或过于异化的知识背景都不利于节点从网络中有效地获得知识资源。数字鸿沟方面的研究，以及布尔迪厄的《区分》和J.D.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都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区分的存在。而如何跨越上述影响因素实现信息与知识共享似乎就是全球脑的努力方向。

技术始终向着“智慧”的方向不断努力。5G技术正在逐步商用，对6G的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有学者用四个关键词概括未来的6G愿景：“智慧连接”、“深度连接”、“全息连接”和“泛在连接”。其中“智慧连接”是后三者的基础，也是实现全球脑的必经之路。有学者指出，若是地球的网络连结以及人工智能的结合使得整个网际网络外在于人类，而能独立思考与记忆，并且能够传承与修正，全球脑才能算是完整。即是说，全球脑应该掌握了人脑思维的联结能力，“在不同人群、学科、话题之间自由地穿梭、流动”，也就是信息具有“自组织”的能力。

利克里德（J.C.R. Licklider）于1960年在他题为《人机共生》的论文中阐述了一个新想法：“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大脑和计算机将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产生的伙伴关系将以我们现有的信息处理机器所没有的方式思考和处理数据。”1963年，利克里德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原称ARPA，现为DARPA）担任主任。他意识到“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来保证这个由人和机器组成的庞大但分散的团队跟上编程语言和技术协议的变化”。因此，他提出建立一个通讯网络，跨越距离的障碍，把这些人员联系起来。“星系计算机网络”的概念因此而产生。“在完全不相关的‘智能’物种之间进行沟通”这种构想要现实，其挑战性是显而易见的。

近几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是阿尔法狗（Alpha Go）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人机共生的广阔前景。不过张钹院士认为，人工智能距离“超越”人还差得远，当前人工智能的最大问题是不可解释和不可理解，而目前人工智能的主攻方向是往可解释可理解的方向走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奇点大学校长库兹韦尔明确表示，人工智能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就是要让机器能够处理诸如个人情感、社会关系甚至人类信仰等复杂的人文问题。只有能够处理人文问题的人工智能，才有资格被称为“超级智能”。

比利时控制论学家弗朗西斯·海利根（Francis Heylighen）花费数年研究了一个名为PrincipiaCybernetica的在线项目，内容涉及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这是一个应该给予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如果人类不再以社会意义的个体，而是以知识和技能为单位重组连接，这种连接不仅有可能最大限度发掘个体的知识价值，而且实现了知识的充分传播和问题解决的最优路径，极大可能对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知识网络中由于知识传播、共享、扩散、创新等活动的运作，使得知识网络中不仅节点个体能实现知识增长，更重要的是网络中知识总量能迅速提升，节点的平均知识拥有量也会呈增长态势。

英特尔公司已运用衍生自P2P的端对端运算PCP（Peer Computing）方式，提高公司的生产力。该公司员工下班时，数千部个人计算机看似闲置，实则通力合作，协力解答与制造微处理器相关的复杂计算。用PCP执行计算机运算，可取代通常需要大型主机才能胜任的复杂运算任务。做法是把原先由一部大型主机处理的复杂问题（例如绘制人类基因图谱），切割成一件件小任务，再交由众多个人计算机分头解决。小型机器解出规模较小的计算题后，把答案回传给效能较强的大型服务器，再把片段整合起来。这充分体现了集体智慧的有效性。

2011年,由几名数学家和硅谷互联网名企背景技术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开始研发一套符合未来社交趋势的智能算法。这一智能算法结合了人工智能的成就，又吸收了集体智慧的构想。这一智能算法动态地把有共同价值观、兴趣、审美的人连接在一起，结合每一个个体的智慧，来探索人的知识和能力边界。同时，算法会像AI一样通过自我学习不断进化。他们认为，知识（knowledge）与智能（intelligence）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过去人们传播的只是知识，比如书本，而智能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他们想做的则是智能的传播。为此，他们创造了专家系统、智能协作软件，这些软件可以学习、理解、发展，他们可以随时移动，可以被复制。这种被命名为ECI（Evolutional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演化群体智能算法，使得人与人可以不基于认识等社交关系去连接，而是通过大脑的知识特征、兴趣属性自动建立连接，因而建立起了一个能够超越个体智慧的群体智能。

传统社交媒体的底层逻辑在于打通网络空间的人际关系，但知识属性难免被边缘化；算法技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与知识的关系，却无力冲破信息茧房。传播和社交的这一矛盾，知识系统（如各种百科）、推荐系统（信息分发平台）和搜索系统（如谷歌）皆未给予妥善的解决，“人和知识都是单向联系，缺乏互动和对知识的有机连接，难以形成势能”。而基于ECI算法和全球脑畅想的新型社交媒体从时空维度分别思索：什么样的信息值得被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值得被沉淀？

从理论上说，基于这一算法基础上的知识关系系统KNS（Knowledge Network System）的架构一旦达到一定规模，算法会自动从个体中提炼出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和技能特征，并自动演化出特征类别间的知识关系，进而依靠数以万亿计的知识关系建立人与人的新连接。在这种连接下，不用人为设定或搜索，个人终端会随着知识趣味的变化展示不断拓展的个性化内容；意见能公平传播，并智能投送到该意见关联的每个知识群体；问题会以最科学的路径快速传达给能提出解决方案的人；群体的知识和技能在系统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知识点而被算法捕捉。

这样看来，从人的社交到知识社交、从知识库到知识社交的变迁，信息不再是冰冷的数据库而是具有“知识的表意性”。这样高度智能化的知识社交平台，既是知识分享平台，同时不违背社交媒体的核心逻辑，凭借智能算法筛选出志趣相投的朋友，在知识生产的同时摆脱低效社交，使“我们与技术的联姻”提升人类智力，或许能在互联网时代寻得技术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微妙平衡，成就莱布尼茨设想的心灵共同体（community of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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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945年7月，经历了新墨西哥州原子弹试爆的布什悲叹：“人类获取的经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而我们从知识迷宫中获取信息与知识的方法，却与过去造横帆船时一样工程浩大。”但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Alan Kay）也曾说过：“最好的工具，可以激发人类创作的灵感。”詹姆斯·柯兰认为互联网本身并不是只靠技术建构的，拒绝“互联网是理性的系统”这一说法。对于“这一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背景下获得广泛共识的论调能否在未来的网络群体智慧技术下唱衰”的忧虑还为时过早，倘若我们对于文化、社会的反省与无止境的技术发展不至过从甚疏，两者之间始终保持伴随式的相生往复，人类便会在网络社会中欣慰地收获人与人、人与知识关系的净值增长。

但我们始终应该留意技术可能带来的困境。正如技术预言家斯皮万克（Nova Spivack）在访谈中抛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一个全球脑，那它有自我吗？……那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事物，还是只是一些数据，有时是一些标签，而不是真正的自我？”他随后用生物学意义上的脑组织类比，认为“那只是不同部分、数以亿计的组织的连接而已”。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数以亿计的神经元组成的人脑从属于特定的个体，全球脑则所属为何？对网络技术创造效益的极致的追求，会否牺牲赖以展现个人价值的个体差异？学者彭兰指出了数据与算法时代个体权利的让渡，这样的担忧在网络社会的实现进程中也不会过时。

彼得·罗素在1995年重提全球脑设想时写道：一个积极的远见，就像隧道尽头的微光，尽管仅只暗淡地隐约闪烁，仍然鼓舞我们朝那方向前行。1993年克鲁格（MyronW. Krueger）在为M·海姆作序时则提醒道：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人工经验时代的开始，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旅途之中，而且我们可以问下一个目的地是不是要比我们离开的地方更好一些。

（吴飞 颜繁冰：《“地球上可能有一个灵魂、或可能醒来”——网络化社会中“全球脑”的形成与知识生产模式创新》，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