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译言

告别了多灾多难的2020，我们以为2021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可是新年的开头似乎就弥漫着对年轻人生命健康预警的恐怖气氛——一件又一件年轻人猝死的新闻，一次又一次互联网大厂中职员过度劳动去世或被送上救护车的事件……很多年纪正好的青年还没有开始追逐梦想，就倒在了他们的20多岁。

互联网大厂因为行业中的激烈竞争一再以牺牲员工生命健康为代价——996甚至都不够，抬出“硬核奋斗模式”（13天休1天，每天工作不得低于10小时，每月工作时间不低于300小时）。科技的进步没有让我们拥抱更好的工作模式，反而每况愈下。

过度劳动致死最早出现在日本，二战后重建的负担沉重地压在每个日本青年身上。对于过劳死，法律对人权的保障似乎总是敌不过所谓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不得不说，挫伤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年轻人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好处呢？要人命的工作重压何时才能停止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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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恶性“过劳死”循环

2013年7月，佐渡三轮在加班159小时且只休了两天假后，死于心力衰竭。不到两年，高桥松里在连续每月加班超过100个小时后自杀身亡。自杀前，她在推特上写道：“我想死，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崩溃了。”

每年有数百名日本员工死于过劳死，包括中风、心脏病和自杀。虽然《劳工标准法》规定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0小时，但并没有对加班时间作出规定。它没有设定严格的上限，而是允许雇主和工会/代表决定加班时间。

2016年，据估计，五分之一的日本员工有过劳死的风险。同年的一项日本政府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受调查公司要求员工加班超过80小时，而且通常是无偿的。艾派迪旅游（Expedia）的一项研究还发现，大多数员工不会使用他们的10天带薪假期。作为回应，2018年，日本政府通过了一项工作作风改革法案，将加班时间限制在每月100小时，并对违规者每次处以最高30万日元(约合2800美元)的罚款。该法于2019年4月对大公司生效，一年后对中小公司生效。

这条法则看似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却是倒退了两步。“过劳死界线”，也就是人们面临死亡或患病风险的点，是每月80小时，比法定上限还少20小时。这一上限不适用于年薪超过1075万日元(合10万美元)的技术工人，这意味着这些工人必须在工资和健康之间做出选择。因为该法案也将可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排除在外，企业可以向非正式员工施加压力，让他们从事无薪工作，以规避这一上限。例如，在高桥松里工作的电通公司(Dentsu Inc.)，许多员工被要求少报加班时间。

经济激励是该法案得以通过的原因。日本存在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企业缺乏足够的人力来实现最大负荷的运转。加班才能使产量最大化，使公司运转顺利。日本面临的挑战在于在不损害经济的情况下解决过劳死问题。

为此，政府必须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这可以通过雇用更多妇女、年轻人或老年人来实现；还可以通过雇佣移民或升级自动化来实现。但是，除非政府消除这些人群在就业道路上的障碍，不然这些解决方案都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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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对社会文化的毁灭性

日本的过度劳动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几十年来，员工们的工作时间很长，日程安排很严格，并且没有年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努力应对战败、被占领和没有保障的未来。受到一种有害的、根深蒂固的工作文化驱使，大多数人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在一个文化同质化的国家，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受重视，因为人们优先考虑群体的成功而不是自己的成功。员工通过加班来展现对雇主的承诺和忠诚。

随后日本开始重建，政府计划通过投资钢铁和煤矿来启动这个国际新的未来。在朝鲜战争期间，随着美国需求的激增，这些产业的融资规模达到了近7500亿日元(约合现在的420亿美元)。由于战争的持续，日本首相吉田茂(Shigeru Yoshida)敦促大公司用终身福利来吸引工人。

十年后，压力过大的员工开始死于自杀、心脏病发作、中风和睡眠不足，新繁荣的代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一个过劳死案例被称为“职业性猝死”。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承认过劳死一词，专业定义为“由于急性缺血性心脏病永久无法工作或死亡。”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导致许多公司解雇了全职员工，转而雇用成本更低的临时工。而因为担心失业，全职员工必须工作时间更长。管理部门和技术人员的过劳死比例激增且再也没有恢复。日本政府不再忽视过度疲劳对精神的有害影响，因而将自杀纳入过劳死的范围。

到了21世纪头十年，日本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劳动力短缺。职位空缺占劳动力的比例从2000年的2%上升到2006年的近3.5%，然后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急剧上升。此外，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稳步下降，部分原因是生育率下降，而退休人数上升。

劳动力短缺加剧了过劳死，反之亦然。随着员工数量的减少，公司要求在职的员工填补空缺职位。这时，员工们必须证明他们的奉献精神并守时到岗。劳动力短缺也迫使员工克服严重的健康问题，咬牙工作。这对那些有过劳死症状的员工来说，就是把自己往鬼门关再推近一步；而每一次过劳死只会增加留下来的人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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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在枪伤上的创可贴

日本根深蒂固的过度劳动文化给父母们带来了压力，他们疲于应付工作和家庭义务。由于母亲被期望更多承担顾家的角色，她们的负担是最重的。而越来越多的加班甚至加剧了这一负担，迫使许多女性离开职场。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这个国家的过度劳动文化没有一点吸引力。由于害怕生活在凄凉的办公室里，许多人拒绝工作。如果日本想要解决过劳死问题，就必须提高劳动力参与率。

尽管存在这种联系，但日本政府在处理过劳死问题时，并没有将其与劳工危机联系起来。2015年，日本推出了“优质星期五”计划，鼓励员工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下午3点下班。在该项目最成功的时候，也只有11%的员工这样做了。考虑到许多日本人在节假日也会工作，增加的第16个国家法定假日也没起到作用。

日本员工真正想要的工作周，需要更强硬的手段才能实现，因此2018年法律的宽松规定并未能阻止公司让员工工作至累死。

当死亡被裁定为过劳死时，家属每年可以从政府获得高达2万美元的赔偿，还可以从公司获得高达100万美元的一次性赔偿。除此之外，家庭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

在2018年的改革法案之前，让政府承认过劳死已经很困难了。如果一个人因每月加班时间在80到99小时之间而死亡，法案会将其归为正常和适当的工作，而不是过度和不人道的工作。过劳死的员工被剥夺了问责的权利也丢失了属于他们的公正。通过提高“过劳死”的门槛，该法案限制了对受害者家庭的赔偿，只是符合企业的利益。政府的行动充其量也未能解决过劳死问题，最糟糕的是，这些规定甚至逼得更多人走向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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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利弊，过劳死也会伤害未来经济发展

解决过劳死就像玩扭扭乐一样：那是一个复杂混乱的局面，每一个在正确方向上完成的动作都不可避免地会让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更困难。赋予妇女平等就业的权力会降低出生率，加剧劳动力短缺；雇佣年长者将使他们置于更大的过劳死风险中；自动化减少了对人类劳动的需求，对年轻和女性工人的影响尤为严重；雇佣移民而不保障其权利不会吸引到足够的工人。当年轻员工面临的就业机会减少，他们就不得不依赖家人，反而增加家人的劳动压力。

政府选择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来促进企业发展。如果它想要充分解决过劳死和劳工危机，必须意识到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并照顾到所有受影响的各方。仅仅实施改革是不够的；政府还必须监督企业，并惩罚那些少报或隐瞒加班时间的企业。

是时候停止这种虐待了。停止允许企业让员工超负荷、累死累活地工作，停止庇护他们逃避责任。否则，伤了劳动力，最终也会伤了企业经济发展。

原文出处：

https://www.nupoliticalreview.com/2020/07/15/japans-vicious-death-by-overwork-cycle/

原作者：Beza Zenebe

译者：Evan

监制：Apr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