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望 博士、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制智库

疫情后的世界和中国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疫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会怎么样？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据说人脑主要的功能是预测，我们试着对未来“较长时间”做出十个方面的预测，预判疫后中国与世界的十大变化。

第一， 全球化有可能终结，世界阵营将重新划分，中国面临着与全球化脱钩的巨大风险。

全球化已经进行了500年。从大航海开始全球化1.0，实现全球资源跨空间配置，到英国工业革命全球化2.0，以殖民体系瓜分世界市场，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诞生，确立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全球贸易基本框架，美国主导全球化3.0近半个世纪。

1992年的柏林墙倒塌，冷战的结束，2001年中国入世，这是全球化4.0，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轮全球化。

从2001年入世到2012年，这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10年，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体会到。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4.0的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受益最大的是中国制造，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疫情发生后，从各国使馆工作人员撤离开始，到各国与中国隔断交通和人员往来，再到疫情蔓延后，撤侨、撤厂、撤资，世界各国的相互隔断，经济停摆，供应链断裂。全球化4.0戛然而止。

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迹象，疫后中国可能会面临着一个比较被动国际局面。追究病毒源、传染源，甚至提出索赔，抵制中国收购，高新技术对华隔离，国际反华、排华的浪潮已经初露端倪，未来全球极有可能形成一股去中国化的汹涌潮流。

第二， 中美进入对抗轨道，对抗从贸易扩散到其它领域。但即使出现“新冷战”，也基本可控。

中美贸易战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听到“针锋相对，以牙还牙”这八个字。中美关系就像两条不平行的斜线，越往前走，这两条线的空间越来越窄，迟早会交叉。我们眼睁睁的看着它们进入不可逆轨道，越来越走向对抗。

2018年4月份，美国对中国发起关税战，第一轮是针对中国500亿出口商品，之后，中方“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双方层层加码，与2019年底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协议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注定是一场非对称战争。

中国出口美国4000亿美金，美国出口中国1500亿美金，顺差达2500亿。如果以牙还牙，我们的缺口是2500颗牙。如果对中国出口商品关税全覆盖提高，对中国东南沿海外向型制造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不只是关税战，紧接其后的是舆论战、技术战、人才战、金融战。

如果说关税战是中国受到外伤，技术战中国可能受的是内伤。中国在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已经加起来有近百家，这是对中国高新技术的精准打击，某种程度上放缓了中国科技的进步。

美国大学一些高新技术专业，对中国留学生、学者开始限制交流，我们千人计划名单，成为CIA的工作地图，人才战已经拉开。

按照入世承诺，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走向资本项下开放。中国作为新兴国家金融体系，与美国的人才优势、金融工具储备,差距较大，必须警惕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压制中国，压制人民币，发动非对称金融战。

需要提防，局部热战。“南海裁决”后，美欧鹰派图谋南海生事，不可不防。但中美热战有可能吗？几乎不可能。就如同是多年夫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巨大，易合难分。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彻底切割不可能，热战解决不了问题。

第三，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衰退期，有可能成为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新冠疫情黑天鹅导致全球经济大停摆、硬着陆。全球疫情已经持续近一个季度，对世界经济最终伤害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疫情何时结束，疫苗和特效药何时面世，张文宏教授预测要到10月份前后，还有专家预测是两年。

根据目前情况判断，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已不可避免，有的经济学家称为大衰退，有的称为大萧条，李杨教授发明了“新型长期萧条”。

与所有危机一样，疫情的变化过程，大致也分为四个阶段，孕育期、爆发期、平台期、回落期。中国已进入回落期，发达国家疫情目前已在平稳可控状态，进入平台期。

但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是南半球，非洲、南美。印尼、印度、尼日利亚开始爆发，因为居住条件落后，医疗基础薄弱，南半球疫情的前景不容乐观。

全世界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如戴维斯·兰德斯 等，都认为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就是热带地区病毒多，持续性时间长，进而影响到财富创造。新冠疫情到达南半球，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

第四，疫后世界经济分工格局面临重构，全球产业链将出现区域化、收缩化趋势。

疫情期间，日本部署撤回工厂，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也提出美国工厂撤回本国。其实这还是2008年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持续，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

当然，疫情的应对，也提醒各国开始考虑产业链的完整性，尤其是重要物资产品的供给，需要安全和效率双重原则，不能完全依赖国外。即使是中国企业，也意识到产业链过长、过于复杂带来的脆弱性。疫后，全球产业链的收缩将是预料中事（刘志彪）。

全球产业链收缩，对中国弊大于利。因为中国进口少，出口多；其中，进口的关键产品与核心零部件多，出口的普通产品多。中国对全球产业链是强依赖，而全球产业链对中国是弱依赖。

中国的产业链大致是三重链，全球产业链、东亚产业链、国内产业链。中国全球产业链收缩的情况下，可以守住中日韩为主的东亚产业链，如果东亚产业链出问题，只有深耕国内产业链了。

第五，未来几年可能是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大倒退的时期。

疫情发生以来，很多临时性的措施都是强化政府力量，而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变得异常之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担心，突发公共性事件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极端，未来社会将变成一个应急常态化的社会。

政府的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责任大为扩展，其赋予的权力也相应扩大。政府从调动资源逐步滑向配置资源，社会力量和民间经济的空间必然要缩小。

《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将疫情应对比作一场社会实验，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将是疫后各国会普遍面临问题。监控将无远弗届，甚至会出现皮下监视。个人隐私、公共空间被极端压缩。

第六，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将普遍下降，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疫情的长鞭效应正在显现。经济停滞一月与停滞两月，其损失并不是一倍与两倍的关系，而有可能是生与死的关系。

生产生活链条上一个环节的缺失，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混乱，越往链条的尾端，损失越大。除基础设施的运行以外，人类已经失去一个春天。

中国人没有过年，情侣们没有看电影，全球的女性没有购置春衣，大多数的飞机趴在停机坪上。处在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企业、所有人都将面临效益或福利的灭失。

疫情将加剧贫富差距。病毒正在发挥对穷人和老人的筛选淘汰机制。低收入阶层的负担加重，一批中产阶级将因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进入穷人行列。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医疗体系、居住环境、人口密度、社交隔离、没有充足经济资源等原因，无力应对疫情，从而再次坠入失败国家。

第七，疫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将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有些变化可能是方向性的，起点性的。

这次疫情之后，三产尤其服务业的改变将是最大的，这种改变或许从发达国家开始。疫情对美国冲击最大，美国三产服务业占到国民经济80%以上。疫后，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都可能呈现出新的理念，新的业态。

人们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会更加趋向保守性、戒备性。人与人的频繁接触，从心理上会有深刻而细微的改变。距离感深植人心。

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会朝非集聚、非接触方向发展，非接触、非集聚性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将会有新的爆发点。制造业将进一步服务化、个性化，但将是远程智能方式。

大数据使每个人成为中心，如同微信在抗疫过程中的作用一样，社会经济运行将依靠数字化、虚拟化支撑。大数据是未来的石油，数据资产、数据隐私、数据安全、数据战争，都将被提上未来议程。

第八，民粹主义泛起，文明冲突有可能演变为种族冲突。

疫情爆发之初，一些西方人以为与2003年的SARSI一样，只限于东亚和黄种人。当发现病毒在本国也快速爆发，一种气急败坏的心态，滋生了一系列扭曲的言行，别有用心的政客煽动反华排华情绪，以追责和清算作为心理补偿。

传染性病毒最容易和种族联系起来。病毒产生以及病毒传染，往往与特定区域、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有关，历史上对病毒的命名就记载了这种认识。

但人类对病毒的认识，至今还在初级阶段。未来，科学家或许最终给出答案，也还会有新的病毒，普通人应该调整心态，做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

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1990年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之后的1993年，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把世界的文明划分成八大文明。亨氏认为人类将进入到一个文明冲突的阶段，2001年发生9·11事件，亨氏一谶成真。

各国之间的隔绝状态持续下去，必然助长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夸张的说，疫后地球人打量对方的眼神会不一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网络媒体谎言漫天飞，仇恨如毒药扩散，全世界出现信任危机。国家冲突表现为文明冲突，文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种族冲突。

第九，中国将有可能重启改革，释放增长潜能，率先走出经济低谷。

中国这40年有一条法宝，经济下行，就马上想到改革。改革是发展的根本的动力，40年来屡试不爽。这比大基建、新基建这些刺激更有效。

原因很简单，刺激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从机制上、体制上解决动力问题。如果说基建能够一直刺激经济增长，美日欧这些长期低增长的国家，难道不知道搞基建吗？

如果疫情长期化，各国经济将从常规增长模式，进入到危机增长模式。中国要突破困境，不仅要有刺激政策，还需要启动实质性改革，释放增长潜能。凑巧的是，中国既有实施刺激政策的优势，又有体制机制改革的空间。结论是，中国有望率先走出衰退。

疫情持久化，消费者行为、政府行为都会有一些不可逆变化，市场萎缩，竞争加剧，资产价格下跌，交易成本上升，全球产业链重构。1930年代大萧条产生了凯恩斯经济学，现在安全与发展等一系列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学创新，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希望后续有更具实质意义的关于保护产权、保障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和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法规出台；也希望存在供给短缺的民生领域能早日破除垄断，放松管制，真正启动这一最具潜力的内需市场；各地各产业园区还应及早拿出预案，应对产业链外迁，对冲企业外迁意愿。

第十，中国始终是地球上的特殊一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决定世界走向，中国格局决定世界格局。

中国现在是GDP意义上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GDP并不完全代表国力,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仍排在世界二十名左右，中国的人均GDP更是在全球七十名以外。

当今中国在世界上遭遇到的一系列不和谐、不相称，均可以看作是第二、第二十、第七十之间的不和谐、不相称。

总量和素质之间有张力，总体和个体之间有张力，速度和质量之间有张力。我们的心理定位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落实手段和实际表现往往是世界第二十，甚至是第七十；我们的对外姿态是世界第二，但具体到国内民生和感受并不尽然；我们有世界第二的胸，但不一定有世界第二的胸怀。

仔细分析GDP的内涵、GDP的结构，中国经济提质转型任务甚重。中国GDP的科技贡献、价值含量比美日欧有差距，中国工业产品的品质、品牌、寿命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大多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低质低价的“中国造”和畸重畸高的房地产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过大。

中国的创新多是1-N,而0-1的创新少。以诺贝尔奖为例,美国掌控了全世界70%的诺贝尔奖人才和成果，而中国只有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稻、青蒿素等为数不多的世界级发明。

中国最好的大学排不进世界前20名，世界级的学派和学术大师也是寥寥无几。由于基础科研力量、技术资源配置机制和人才培养能力的欠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考验。

以“双车”（汽车、高铁）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我们靠市场换技术，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但以“双机”（手机、飞机）为代表的尖端制造，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在递减，正如任正非所说，我们已经无可模仿，到了无人区，现在需要自主创新。

中国的教育部长提出要把中国建设为教育强国，甚至各个部委也都制定了相应的目标，如科技强国、工业强国、健康强国、文化强国等等。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如何达成？最起码的条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充分吸收、积极交流以及国内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

中国的国资委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就应该保证上市公司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规范的公司治理制度。如果中国各个行业的崛起不是基于开放和法治，而是要放弃国际交往的基础和普遍规则，中国崛起的难度和相容度也就大大增加了。

向世界推广中国意愿是一门技术活，要低调务实，不轻易出血。一些西方政客夸大中国威胁，譬如中国制造2025、华为的5G技术，完全是为了政治正确，我们不要太当真。

而那些投其所好，拿巨大经济利益交换政治表态的国家，也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不能因为未来的国际愿景，而造成现实的经济拖累。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定不移走现代化道路。

即使存在所谓“去中国化”，即使中国遭遇一时的隔离、围剿，中国注定也要重新加入国际社会。病毒政治化不可持续，价值观站队并不可怕。

中国人民的勤劳聪明，中国的文化、道德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可；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并没有根本矛盾；中国的新一代年轻人，生于互联网时代，他们中的大多数受到良好教育，他们渴望中国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在人类世界，中国的独特性将会一直存在。目前，中国这“世界一极”的状态尚难以描述，中国特殊性的存在仍将孕育着各种可能性。总的来说，中国仍是一个转型大国，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疫后中国，面临近代史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抉择。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越来越重要，某种程度上，中国是自变量，世界是因变量。中国改革影响世界，中国格局决定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