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出身:一种复杂的情感结构
2019-01-18 09: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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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质化研究 

来自:《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程猛

本文作者借助自传社会学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选取改革开放后出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伴随着这场漫长的阶层跨越之旅而生的复杂的情感体验。
摘要: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家子弟的生活世界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借助自传社会学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讨进入大学的农家子弟的情感体验。研究发现,在攀爬教育阶梯的过程中,农家子弟形成了复杂的、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 既有被排斥的边缘感、片面发展的苦恼、陌生和疏离,也有自立的快乐、因高学业成就而生的骄傲、对底层人的关切甚至改变的雄心。这一情感结构具有情境性,且随时空而发生转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农家子弟面对自己的农村出身可能表现出不同心态。

关键词: 农村出身;农家子弟;情感结构;高学业成就;自传社会学

近年来,进入精英大学①的农家子弟成为媒体和学界讨论的热点。对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来说,他们的求学历程一般都要经历从农村、县城、小城市再到大城市的时空转换。这些成长历程伴随着复杂的情感体验。基于此,本文以改革开放后出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伴随着这场漫长的阶层跨越之旅而生的情感体验。

一、研究方法

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②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求学历程。他们的情感体验嵌入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当中,关涉着广阔而绵长的求学和生命历程。但这些既不可能有固定的田野等待人们去考察,也很难获得他们处于不同时期的情感体验的即时反馈。

这些农家子弟来自各不相同的地区,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文化氛围、学校制度、家庭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可以把他们看作同质性较高的群体: 属于同一个大文化圈、父母大多以体力劳动为生、总体上都处于同一个高考制度的安排下。因而,成长叙事( 即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回溯) 就成为探究这些农家子弟情感体验的合适方式。

(一) 自传社会学

默顿( Merton,1988 ) 最早提出自传社会学( sociological autobiography ) 的概念,认为“自传作者能够以他人所不能的方式反省和回顾自我”。自传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早已应用于研究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社会中下层子弟( Ryan et al. ,1984 ) 。国内学者鲍磊( 2014 ) 也曾较为系统地介绍过包括自传社会学在内的传记研究方法,但基于自传的成熟研究还较为少见。

通过布置课程作业( 11 篇)③ 、发出自传撰写邀请信( 9 篇) ④、向访谈对象发出邀请( 3 篇)⑤ 这三种主要方式,本研究共收集到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自传23 篇⑥。撰写自传并不是如布迪厄所说的“自掘坟墓”( 布迪厄、华康德,1998) ,但实际上也是一次冒险。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真正看见自己寻常生活中所无法触及的那一面。

(二) 深度访谈

成长叙事可以由研究对象“写下来”,也可以通过访谈“聊出来”。前者更具有自主性,后者则更为聚焦。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主要选取处于本科高年级以及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农家子弟作为访谈对象。在具体研究过程中⑦,我们对改革开放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的20 位⑧农家子弟进行了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长约为1-2 小时,最多时接近8 小时( 前后4 次访谈) 。

应该提出的是,作为质性研究,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本研究并非是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统计学特征的研究,而是对其情感和意义结构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所追求的并非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而是这些个案本身在理解具体问题上的“典型性”。

二、对农家子弟生活世界的历史考察

本研究中的农家子弟出生于农村家庭,之后通过教育走上向上流动的人生道路。对他们来说,选择是可能的,但却不可能脱离延续历史脉络的现实。对农家子弟情感体验的探究,离不开对他们生存处境和农村生活的体察。因此,有必要对农家子弟的生活世界进行简要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是人们立身济世的两种重要思想资源。士大夫入世则“居庙堂之高”,出世则“处江湖之远”。这里的江湖之远自然也就是乡村了。文人墨客对乡村充满了美好想象。不过一旦有了功名,成了读书人,即便回到乡村,他们也大多享受田园之乐,很少会成为贫苦农民。因而,他们实际上很难真正体悟到农村生活的另一面。

真正体悟到农村生活另一面的人们又常常以沉默不语的历史群像而出现。传统中国农民的生命牢固嵌入于土地之中,在由土地衍生而来的社会关系中生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紧密贴合。由于缺少受教育的机会和识文断字的能力,同时在政治身份上又处于底层,因而他们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更难以摆脱卑微的生活境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土改使农民的生活出现了变化,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杨德广,2009) 。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成为当时人们的迫切愿望。但也正因如此,城乡迅速对立,农民生活的改善成了革命后的奢望。正是因为意识到农民生活境遇之苦,1953 年9 月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49 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个人发言时就曾说到:

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 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中国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转引自杜国丽,2013: 32)

这便是著名的“九天九地说”,由此还引发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雅量之争”。这场争论实质上是如何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梁漱溟认为,工农生活的差距有“九天九地”之别,不应过河拆桥,牺牲农民利益。但毛泽东很快就以强硬态度,用国家工业化是大仁政,只知道顾及农民利益是小仁政而强硬回击了梁漱溟( 杜国丽,2013: 31 -35) 。1955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到了20 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一大批城市青年进入农村,成为中国历史上颇为特殊的群体———“知青”。

农村青年不平衡的心态源于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所做出的牺牲难以估量,但同时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却在日益拉大。1958 年后实行的户籍制度明确区分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城乡居民身份带有“强烈的先赋性”( 孙立平,1994) 。农民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却都停留在贫弱的村庄。“1978 年中国非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高出农村居民1. 9 倍,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 57 元,人均生活消费品支出69. 63 元,其中食品支出46. 59 元,占65. 8%。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韩俊,2009) 。所以仅仅从生活水平上看,农村青年不平衡的心态很容易理解。

实际上,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差异不仅是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其背后是吃商品粮和自己从田里刨食的差异。前者有国家体制内的“工作”,而后者只能算是“劳动”。即便处于同一个村庄,也会因是否在体制内而生出命运的天壤之别。康永久( 2016) 曾这样描述处于国营农场和生产队这两种不同制度情境当中的年轻人的命运差异:

一种是全民所有制,属此系列的乃国营农场( 实际上是园艺场) ,其下又分不同的工区。平时不种田,只种经济作物,主要有蜜桔、花生、雪峰梨、西瓜、茶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属于此类的乃大队-生产队。这是真正的农村,主要靠种田为生,也有自己的山和土。在这两部分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身份限制。通婚不是没有,但由于存在身份鸿沟,经常只能“一家两制”。因此,虽然在农场和大队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差距,但隐性歧视无处不在。……国营农场由于依然没有摆脱农业生产,在当地还不是构成身份差距的主要参照。根据老一辈的人说法,村里好多人最初也在农场,但实在受不了那份苦,后面就陆续回来了。在这里,存在着农业模式和园艺模式的差异。农业模式有很多的自然成长环节,适合“懒人挑重担”。园艺模式则要求无微不至的关照和无可替代的亲力亲为,在当时只有有限的自动灌溉和机械化时一直这样,自然会被某些人认为更加艰辛。因此,在农场人称农村人“田牯佬”“打牛屁股的”( 暗讽农村人只能傻傻地耕田为生) 的时候,农村人能反过来挖苦他们“山牯佬”“挖山土的”……属于农场的那些同学,有着更便利的进城通道……在他们之上的是真正的城里人,是通过招工招干进城的那一批,以及“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农村人刻骨铭心的自卑,也就是在这一系列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制度实践中扎根的。

相比于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总是对阶层差异极其敏感。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城乡差异既在生活水平上表露无遗,也最为强烈地体现在婚恋不平等上。相比于城里人,出生在农村的年轻人甚至到了情窦初开都不敢表达、通婚都难得一见的地步。即便同样生活在农村,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年轻人也要高出生产队的年轻人一头。在这样的制度环境里,试想有哪一个年轻人不会生出“刻骨铭心的自卑”,没有逃离农村的愿望?

在长期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战略下,国家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改革开放后,在读书、参军、招工之外,进城务工开始变得容易了。20 世纪80 年代以省内流动为主,到了90 年代大量农民工开始流向东南沿海城市( 艾小青,2015)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4 年我国有乡村人口6. 18 亿,其中有2. 73 亿( 44%) 为农民工。⑨

在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围墙日益打破,这也使得生活于两个世界的人们愈发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异。就经济收入而言,“1978 -2009 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 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下同) 由1978 年的2. 57: 1 扩大到2009 年的3. 33: 1……2014 年为2. 92: 1……虽然城乡收入比在缩小,但收入差距的绝对额仍在扩大”( 曹光四、张启良,2015)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下中国农村也愈加显现出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商业气息。如今农家子弟的父母也可以外出打工,脱离农业劳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摆脱不了底层劳动者的命运。本文所论述的农家子弟沿着教育阶梯向上流动的生命历程就是在这样一个印刻着历史记忆的社会空间中发生的。

三、求学旅程中的情感体验

改革开放以来,农家子弟在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流动不再受到限制,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引发的社会排斥依然存在。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来说,随着求学阶段的演进以及学历的提升,他们在农村家庭与城市学校之间来回穿梭,其所置身的社会阶层、文化情境都处于变动中。这种穿梭跨越了最显著的社会和文化区隔———农村和城市,连接着农家子弟的城市经验和农村经验、学校经验和家庭经验。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两种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来回切换。

(一) 隐匿的社会排斥

博格达斯( Bogardus,1933) 著名的“社会距离量表”( Social Distance Scale) 用以测量人们对种族接触的接纳程度,其中愿意“结成亲密的关系或通婚”属于接纳的较高等级。当然,农村和城市的区分在性质上不同于种族区分,但“二元户籍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农村居民成了事实上的二等公民”( 秦惠民、李娜,2014) 。

周其仁( 2013) 提出,“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 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对农家子弟而言,农村出身远不是婚恋时才遭遇到的以“只是不同”为名所掩盖的社会排斥。

有一个家境比较好,家里好像是一个官。那个时候比较喜欢打游戏,我又属于打得比较好的,总能赢他,他就特别不服气。结果有一次好像是连赢了他好几把,他就有点怒了。他就说:“除了这个,你还有什么比我好?”他意思其实很明显,就是说无论是家境、长相各方面可能都比我好。我当时还是挺不好受的,但是他那个话我又没有办法反驳他,他说的也是事实。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有点屈辱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很委屈,觉得大家就是玩玩嘛,你干吗要这样呢,但是又觉得别人那样,我又无力反驳。( T -M -5)

实际上,许多强制是隐性的,藏匿于社会文化与制度情境之中,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在流动的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以及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心里,城市化大潮给他们留下了相似的被排斥记忆。熊易寒( 2008) 在其研究中所展示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恐惧与歧视更为鲜明。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之间存在着一堵“看不见的城墙”。对农民工子女来说,种种社会排斥既基于身份或社会地位,又基于与身份牵连的经济地位。“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这几乎是孩子们的一个共识”( 熊易寒,2008: 44 -49) 。

不同于处于城市边缘的外来务工者及其子女,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却要进入城市中心,在农村家庭和城市精英学校的穿梭中感受弥散在空气中的阶层差异,体尝种种隐匿的、不易言说却又真实存在的社会排斥。

(二) 片面发展的苦恼

对农家子弟而言,跨入大学之门是重要的时间节点,预示着“‘结构’和‘能动性’的关键性相遇”( 威利斯,2013: 263) 。但是,对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而言,精英大学也显然不是为他们而准备的世界。

大学的班级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即使拥有同一个建制,我们似乎也不是十分熟悉。我们不再拥有“同桌”的概念,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认识身边的同学; 下了课不会再像从前一样追逐打闹,好像短短的一个暑假就改变了我们的个性,变得“成熟稳重”起来; 脱离了高中老师的管制,手机成为了更加亲密的伙伴,一下课几乎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不得不承认,即使到了今天,我依旧不喜欢这样的改变。( Z -F -8)

农家子弟对大学生活的适应可能更为艰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从中小学到大学所发生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转换。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学都保持着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度⑩,班级里的人数、教师、同学关系相对稳定。班级不仅是学习场所,也是社会关系场,或者说是人与人产生连接、进行联合生活的场所( 康永久,2016: 239) 。在这个关系场中,尽管每个学生的身份都是多重的,但成绩始终是班级运转的中心,也是个体获得尊严和认可的不二法门。

而进入大学后,班级概念逐渐弱化。大学不再有固定的教室,交往范围急剧扩大,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增强,班级和学校的运转也不再以成绩为中心。围绕成绩的讨论也常常只是在考试和评选奖学金前后才会发生。在运动会、篮球赛、班级及社团活动中出彩,往往更能获得同辈群体的认可。

对农家子弟来说,苦修式的学习方式曾经是助飞的翅膀,“底层文化资本”曾经绽放出它的力量( 程猛、康永久,2016) 。可是,一旦跨入新的情境,曾经的翅膀也可能蜕变为负重。

大学阶段呈现出来的是你前十几年累积的一个总和,你的谈吐、见识和能力在大学阶段得以外现。像我,硬性上,一个是分数; 观念上,我们一心扑在学习上,那他们( 家境好的同学) 可能会有资源让他们把精力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学一些乐器舞蹈什么的……大学的话,差距可能会被放大镜无限放大。( T -M -12)

相比于城市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对农家子弟的限制表现在方方面面: 饮食、衣着、品味、眼界的局限、为人处世的局促,等等。正因如此,他们很容易不自信,既缺乏主动担任群体领导者的勇气,也难以被认同为具备管理能力。农家子弟往往担任执行者的角色,难以成为受人追捧和关注的焦点。他们也逐渐认为自己不是那块料,只适合学习。过分专注学习往往会使他们的发展比较片面且不均衡。他们秉持着内在的羞涩,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处于劣势,体验着人情冷暖却又不通人情世故,只能依赖于在制度化的情境中努力奋斗以求被动的赏识,缺少主动展示自己的经历和勇气。

在自传和访谈中,一些农家子弟也谈及对自己身体的不满———“长得不漂亮,也没什么气质” ( T -F -1) 、“不太会讲话,不太会穿衣服”( Z -M -23) 。事实上,农家子弟很难“长得好”。不少农家子弟要参与家庭繁重的劳作、缺少足够的营养、精神上也缺少闲暇、长期处于应试压力之中。他们还需及早“懂事”,承担起作为家庭一份子所应肩负的道德责任( 程猛、康永久,2018) 。对农家子弟而言,身体上的不自信往往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也难以自如。虽然农家子弟身体上的不自在以及心理上的不自如都是“由于自己”,但他们却很容易在身心两方面都陷入苦恼中。

(三) 陌生与疏离

大众高等教育产生于富裕社会和消费社会( 刘云杉,2015) 。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既缺乏在富裕社会和消费社会生活的经历,也没有在富裕社会和消费社会中恣意徜徉的资本。他们很容易在物质消费上被边缘化,从而产生疏离之感,成为象牙塔里的陌生人。

即便能够跨过重重阻碍进入精英大学,相比于浸润在富裕社会和消费社会之中的城市中产阶层子弟,农家子弟依然受制于客观的经济条件,在社会交往上往往陷入囊中羞涩的困窘,甚至还需要牺牲交往和学习时间去兼职赚钱。贫寒家境决定了他们即便顺利通过了高考的独立桥,却还是很难成为无忧无虑的青春少年。有农家子弟自陈“走在校园里没有主人的感觉,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大一开始时那种卑微到尘埃里的感觉”( 秦惠民、李娜,2014) 。在访谈中,也有农家子弟谈起宿舍聚餐的“尴尬”。

同学出去聚餐,也很少跟着一起去,觉得那样太浪费钱……很多同学见了我,对我的评价是我仍然处于后高中时代。( T -M -3)

在初高中时代,农家子弟还可凭借学业优异所给予的荣耀赢得内在的骄傲。但这只是局限于学习领域。“单向度的优越”既保护了他们,又为他们在大学的发展制造了隐患。进入不以成绩论英雄的大学之门,如果没有在起初得到有效指引,那么农家子弟就会很容易把交际局限在同伴群体之中或走向孤僻。即便他们的确保有“出人头地”的雄心,也很容易失去发力的对象,找不到自我的位置,从而陷入迷茫之中。

当能力不足时,愿望就会让人痛苦。因而自惭形秽而后逃避面对经常就成了这些农家子弟自我保护的不二法门。他们经常在正常的人际和娱乐活动中感到不安,在情窦初开中品尝恐惧,在对成绩的焦虑和对成功的渴望中忘掉了生活本身,从而陷入自我压抑当中。因而他们一旦面对学业、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挫败,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四、“农村出身”及其复杂性

有研究者( 熊和妮,2016: 232) 曾感叹,劳动阶层的子女“在教育这条道路上披荆斩棘,终于成为少数几个能够成功穿越荆棘的人。但当他们穿越荆棘之路时,他们却因为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而不能优雅地站立”。不过,这一历程也并非完全是苦痛,它也有其明朗的一面。

(一) 自立、骄傲与关切

对农家子弟而言,上大学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尽管尝到了一路求学的艰辛,但他们同时也体会到了自立的快乐、取得高学业成就给自己和家庭所带来的荣耀与骄傲。

我刚来( 大学) 的时候,我爸妈送我来。你知道我带什么吗? 就跟你以前在电视剧上看到那些古代人打包东西的,用那个床单系上,你能想象吗? 背一个包盖,跟农民工进城一样,然后拉一个箱子。我一个人,我背着包,拉着行李箱。我不让我爸妈帮忙,我心想我要自立自强,我都上大学了哈。我左手拉着拉杆箱,右手背的那个大红色的铺盖,就开始走,从地铁站走到了S 大,就那么远。我爸妈就跟着我后面,我走得特别快,兴奋啊,走得特别快,特别自豪。( T -M -12)

唯一的骄傲就是一直在尝试自立……我爸妈的手机一直都是我买的……从大一入学的那个十一开始,我就参加家教部的培训,开始了长达4 年的家教生涯。第一份家教是坐公交快2个小时才能到的一户人家,教数学,高二理科,每小时30 块钱。每次去都很紧张,但好在那时刚高考完,题大多数都还会。记得有一次做完家教就去物美买了两大包东西,60 块钱全花完了,好开心。( Z -M -22)

我们家一直没有盖楼房,我妈经常跟我爸说,你看,就是有点开玩笑,别人家都盖楼房了,都比我们家房子高。然后我爸就说什么,别人房子比我们高,我们家文化比别人高。( T -M -5)

底层子弟接受学校教育就是“接受同化”“被这个制度所笼络”的过程。按照这种理解,底层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文化是断裂的,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底层子弟很容易就成为布迪厄口中“为其出身和最初的经历经常感到极度不幸和耻辱的本阶级的‘背叛者’”( 布尔迪厄,1997: 46) 。但在农家子弟那里,他们对农村的感情却要更为复杂一些。

我是会观察、模仿。我觉得最本质的东西不是你买了什么,最本质的东西是自信,她们可能没有那种匮乏感。我觉得这2 年自己的变化就是,一开始特别和过去的自己,就是过去自己成长的经历、家庭的经历那些过不去,要去抛弃,远离自己的原有的文化,去学习城市里新的生活方式。我自己是那种很擅长去观察的人,然后去观察,看看别人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比如你说的看电影看话剧之类的,说实话我去听音乐会生生就是睡着了( 笑) 。然后生出各种感觉是去学习去适应新方式,实在是太会装逼了,以至于我同事都以为我来自南方的生意人家、土豪家庭。估计大家不知道我为嘛会如此自信。当我每年过年回家或者寒假回家的时候,或者我打电话回家,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很快给你拉回这个现实里去,你就是属于这个地方呐。( T -F -4)

尽管有农家子弟表示希望能够告别过去,但这种告别本身就是铭记和在意。对更多的农家子弟而言,村庄抛弃不掉,也是无可抛弃的。在城市生活中,他们还是会对村庄保有深刻的情感,关心底层人的命运,甚至生出改变的雄心。

我们宿舍有个城市里的孩子,他就特别反感秸秆焚烧,把大气污染也归结于秸秆焚烧上。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本身是从古自今的一种传统的方式,烧麦子、玉米杆呀会发出一种味道,会觉得很亲切,很有归属感。你会不自觉地站在农村的立场上,而不是城市的立场上,不是污染环境的立场上。像我们宿舍那个城市的学生,他就很反感,说应该把秸秆焚烧的人抓起来,我就说你抓谁呀。( T -M -19)

你从土地中得到那种滋养,获得的朴实的踏实的品质是伴随你一生的。这些在当今社会看来可能是不适用的…但我喜欢去折腾出自己的一番事业,将来想要找一些伙伴在农村创业,努力把农村教育搞好,把农村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之上,拓展格局和眼界。可能有些另类,在常人看来,或者说不世俗。我感觉这背后还是一种责任在推动,包括我和我的家人之间,也很少有感情的表达,就是责任! 责任! ”( T -M -12)

尽管高学业成就深刻改变了这些农家子弟的人生道路,但是村庄和家庭还是漫游者的故乡和安心之所,潮湿黝黑的土地、木讷而纯善的人们始终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牵挂之地。

(二) 情感结构的不同面向

在逐步攀爬教育阶梯、进入精英大学、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农家子弟产生出一系列复杂的情感体验。既有被排斥的边缘感、片面发展所带来的苦恼意识、疏离和自我放逐,也有自立的快乐、因高学业成就而生的骄傲、对底层人的关切甚至改变的雄心。所有这些情感体验都深深植根于他们最初的阶层身份,即都与“农村出身”紧密相关。

威廉斯( 2013) 曾提出连接个体感受与社会结构、连接寻常生活经验与宏观历史性结构变迁的概念———情感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 ⑪。他是这样描述情感结构的:

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在很多方面保持了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可以往前追溯) ,同时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 这可以分开来描述) ,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

在攀爬教育阶梯、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农家子弟形成了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这既是外在社会结构在他们内心的显现,同时也蕴含着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这种情感结构不仅有压抑和隐匿的暗面,同时也展现出明朗的一面。情感结构不只是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连接在一起,它本身也是由特定时空下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每一代农家子弟都有自己独特的情感结构,但每一代农家子弟的情感结构又具有连续性。对出生于不同时代的农家子弟来说,“农村出身”所牵连的情绪、情感都有所不同。这些留下的心理印记既有共通之处,同时也有时代和个人生活的痕迹。

( 三) 农村出身的隐与现

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具有情境性,随个体身处的环境而变化。熊易寒( 2008) 曾指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的形成是由事件驱动( event-driven) 的,冲突性事件激活了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边界( social boundaries) ,使潜在的身份可能性转化为明确的身份认同”。在带有冲突性质的事件中,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对自己“农村出身”的敏感也表现得最为明显。

我们实验室有一个特别嗲的妹子,成天自诩自己是市里的,是独生子女,有时候会说: “唉你们村子里那些事我都不知道”,就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我原先一直以来都不会把自己当成农村的,觉得自卑啊什么的,但是这种人真的应该好好教训一下。( T -F -9)

有时候大家说一个人穿得特别土,就开玩笑说,你看你像个民工,或者说你就像个农民一样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是在上学的时候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在前些年的时候。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挺怪的。就觉得虽然是别人也在开玩笑,我也不会说任何东西,但是就觉得很怪异,觉得似乎是有一种被连带着取笑的感觉,就有这种感觉。( T -M -5)

可见,农家子弟有关“农村出身”的情感体验经由具体事件而得以再现和强化。这一情感结构不仅在冲突性事件中得以呈现,它也隐匿于日常生活中,在主动和被动的比较中出现。同时,我们也要关注这种情感结构的时空性。尽管经常感受到空气中所弥散的阶层差异,但这种感受并不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它也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有农家子弟就曾表示对自己农村背景的感受经历了一些变化: 开始不太自信,后来慢慢地合拍,到面临毕业和就业时又面临这种问题( 王学举,2007) 。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对自己的农村出身有什么敏感的地方。总体而言,年级越高,对自己的农村出身避讳越少,谈家庭、父母时就可以谈得越深入; 学业( 事业) 成就越高、越自信,就越愿意谈与农村背景相关的经历。

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还具有个体差异。在访谈中,有农家子弟表示曾讳言、畏言自己的农村出身,恨不得将自己的农村背景隐身。但也有人主动提及农村生活的经历,为自己取得的学业成就而自豪。

在访谈中,T -F -1 很坦诚地说自己“以前干农活”“力气大”; 在聊天中也多次提到“怎么别人长得那么漂亮,我那么丑”“我不是白富美”。每次说到自己所面对的困境,最常提到的就是“没办法”“什么都可以靠自己解决”。尽管这样说,她也曾自卑到不敢在食堂吃饭,在逛街和交友中感受到和同学的贫富差距。T -M -8 是唯一对城里人表达出强烈鄙夷态度、认同自己农村身份的人。他在访谈中说: “我就觉得城里人特别low,课上小组讨论什么的我都会说我是农村来的”。在自传中,Z -M -21 也写下了相似的字句。不过他的自傲中也沉潜着自卑,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介意,一种出人头地的雄心。

我常常对城里的孩子持一种鄙夷的态度。他们不如我自立,他们的生存能力不如我,他们不如我聪明,我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总能找到数不清的优越感。

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情感结构并不稳定,种种矛盾甚至对立的情感相互缠绕。这其中既有暗面,也有激昂、阳光的那一面。农村出身弥散在空气里,凝结成复杂的、情境性的且随时空而发生转变的情感结构。

五、农家子弟的自我超越

农家子弟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攀爬教育阶梯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尽管这一情感结构并非全部由诸如排斥、疏离、苦恼等负面情感体验所组成,但要突破其暗面仍然需要极大勇气。当步入不以成绩论英雄的大学之门时,几乎每个学生都要经历一段并不容易的适应过程,这个过程对农家子弟来说尤为像是“如鱼离水”( 谢爱磊,2016) 。失去了成绩庇护的农家子弟迫切需要维护自己的自尊,在大学生活的其他领域重新找回自信。要想在大学生活中不只是成为“读书的料”( 程猛,2017) ,他们就必须努力融入到新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中去。

余秀兰( 2010) 曾总结了农家子弟应对差距的三种策略: 文化固守、文化自杀以及寻求补偿。面对强大的城市优势文化,一些农家子弟选择了封闭、怯于交流、固守自己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文化固守就是拒绝或抵制城市文化,固守自己的原有文化。文化自杀是指抛弃原有农村文化的优秀内容,比如农民的朴实、勤劳、节俭。寻求补偿则是虽然家庭在经济上处于弱势,但出身农村却带来了人生体验的积极感觉。农家子弟可以借此获得平和感,减弱相对剥夺感。

但实际上,这里的论据和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断裂。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可能并非固守所谓的“农村文化”,也许只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更为自如。对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来说,他们的文化世界早已不是由纯粹的农村文化所构成,他们早已产生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面向( 程猛,2017) 。他们可能固守自己的圈子,但并非固守客观化的“农村文化”。余秀兰( 2010) 指出,“只有农村文化在大学校园和社会得到真正认同和尊重,农村籍大学生才不会感到自卑,才不会把自己的文化惯习当成阻碍自己融入所谓主流社会的障碍,才会觉得他们原本就是这个社会理所当然的一分子”。当然,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来思索这个问题并没有错。但这一思路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如果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障碍难以破除,那么文化上的尊重也很难落到实处。

中国城乡的二元政治和经济结构不断形塑了农家子弟的社会身份、语言和行为的生产机制,最终构筑了他们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农家子弟在大学生活中的疏离和不自在当然同农村文化没有得到认同和尊重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所谓农村文化得到了认同和尊重,他们却还可能因为自身经济能力的限制、生存心态的局限而陷入自卑的泥沼。只有在不断累积成就感的过程中真正自信起来,他们才能突破内心的枷锁,不断超越曾经的自己。

在更加开放、健全、公正和民主的社会中,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将会少一些排斥、苦恼和疏离,伴随着这场以教育为马的阶层旅行所印刻的情感结构也将愈加显现其明朗的那一面。

注释:

① 这里的精英大学是指原39 所“985 工程”高校、116 所“211 工程”高校以及海外知名大学。

② 本研究对农家子弟作出如下界定: 上大学前为农村户籍; 父母至少有一方是为农民或农民工; 在成长过程中明显感受到家境的限制; 有相对较长时间( 至少是小学阶段) 的农村生活经历。

③ 从2011 年开始,基于对自己学生的好奇以及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康永久教授在开设课程之初就为学生( 本科一年级) 布置了一项“作业”,要求他们撰写自己的教育自传,而后整理成包括46篇教育自传在内的书稿《成长的密码: 90 后大学生教育自传》。该书即将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本研究中的11 篇农家子弟自传皆来自于此。

④ 2016 年12 月,某“985工程”高校一个颇有影响的学生社团曾邀请笔者在寒假返乡调研的培训会上交流访谈技巧。在交流会最后,笔者向大约40 名在场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发放邀请信,前后共有14名同学表示有兴趣用自传的方式撰写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了尽可能获得真实和真诚的自传以及增进彼此信任,笔者先梳理了自己的自传并分享给这14 位同学,而他们写不写或者能不能写出来全凭己意。最终共收集到10 篇自传,其中9 篇被纳入本研究的分析当中( 有1 篇自传因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叙述很粗略,故没有纳入分析) 。

⑤ 其中1 篇是被访者曾经撰写过的自传; 另外2 篇是被访者听到笔者有收集自传的打算,主动提出撰写的。

⑥ 这23 篇自传的文本共计17 万字。编码方式为: Z + 性别+ 序号。其中男性编码为M,女性编码为F。

⑦ 感谢课题组成员吕雨欣、杨瑶、杨扬、许金星、史薇、黄慧真、沈子仪、汪子津、李婷婷、王智颖、张耀文。

⑧ 20 份访谈被转录成文本,共计42 万字。编码方式为T + 性别+ 序号。其中男性编码为M,女性编码为F。

⑨ 国家统计局,2015,《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内部报告。

⑩ 也有少数以走班制的模式办学。

⑪ 在中译本《漫长的革命》中,译者将其译为“感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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