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莉·莫娃 | 何为“女性”:对后结构主义者的批判
2021-01-06 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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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   Toril Moi

  何为“女性”:对后结构主义者的批判

托莉·莫娃 著,王琳妮 译

节选自《何为女性》“第一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标题为小编所拟

关于性别多样性的争论有时基于以下观点:我们需要挑战压迫性的男/女二元对立。其预设是,只要我们在两个主要术语之外亮出第三个术语或种类,那么男性/女性、雄性/雌性的非凡意义就在根本上被动摇了。马祖莉·嘉宝(Marjorie Garber) 的《穿衣的兴趣》代表了这一普遍观点,她声称异装是“类别危机”的标志,即代表了

定义界限的失效,边界线变得可渗透,临界的部分可以从一个(似乎是明确的)类别跨越至另一个……男/女二元性……在异装中消失了,异装者或异装模式总标志着多元决定论——即在一个模糊的边界至另一个模糊边界间可以彼此取代的一种机制(16页)。

但是一个边缘模糊的概念(“男性”、“女性”)并非没有意义或毫无用处。维特根斯坦写道:

有人可以说“游戏”是一个边缘模糊的概念。——“但是边缘模糊的概念到底是个概念吗?”——一张不清晰的照片到底是某人的照片吗?用一张清晰的照片代替一张模糊的照片总是更好吗?那张模糊的照片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

弗雷格(Frege) 将概念比作一个区域, 说界限不清楚的区域根本不能称为区域。这大概是说我们拿它没法干什么,我们很可能束手无措。——然而“就差不多停在那儿”难道毫无意义吗?

双性、异装、易性等都表现了性别差异的边界之含混,但“男性”和“女性”概念或两者间的对立都并未因此而有崩塌或消解的危险。各种常见的语词使用方式也并未因此突然失效:“游戏”一词在所有语言游戏外都没有清晰的本质的定义,但这不能推论出,它在特定语言游戏中就没有清晰的本质的定义,且缺乏清晰定义也并未使“游戏”一词比其他语词更难以使用、更不确切、更不稳定或更有歧义。双性和易性的存在证明了并非所有人类都可以简单归类为男性或者女性,总有模糊的、模棱两可或临界的例子,但我没觉得日常使用“男性”和“女性”时更困难了,或那些词的内在意义更不稳定或更不清晰了。有难以界定的例子并不意味着没有容易界定的例子。如果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异装、易性和双性在当代社会受到歧视,这是有关人类性别与性的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的罪过,并非生理学意义上只有两种性别的罪过。

如果我们真不认为生理学是社会规范的基础,那么无论有几种性别或应该有几种性别都不必然产生意识形态或政治后果。但这不是说,人体的物质结构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完全没有影响。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如果有三条手臂、后脑勺多一双眼睛,世界就完全不同。但身体结构的意义并非全部。对波伏娃而言,身体就是我们可能拥有的计划的草案或梗概,但这不意味着人体结构可以演绎出个体选择或社会伦理规则(请看下文第四节)。

1993年在彼得·奥斯邦(Peter Osborne) 和林·赛格尔(Lynne Segal) 对朱迪斯·巴特勒的访谈中,巴特勒显示了后结构主义者对仅有两种性别的批评多么接近于生理决定论。因怀疑巴特勒没能表达出“身体本身的限制”,奥斯邦和赛格尔问道:“为什么男性不能生育,比如怀孕?”巴特勒在回答中提到社会意识形态——女性如果没有孩子,就觉得自己是失败的:

为什么不能这样:希望养孩子而不生孩子、或两者都不承担的女性并不感到失败或者人生不完整,且达到了人们对女性社会性别的期望?当人们问“这些难道不是生理差异么”,他们并非真的在问身体的物质性问题。他们实际上在问,有关生育的社会习俗是否是考量性别最重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强制力(奥斯邦,113页)。

巴特勒强调这一点非常正确——母性是常被用来美化女性所受压迫的被社会建构的风俗。但她的回答不仅于此。她还表述了第二个论点,与巴特勒不同,我不认为第二个论点必然支持第一个。因为巴特勒仍坚持认为,用睾丸和卵巢来定义生理性别就是强化只有母亲才是“真正的女人”这一社会规范。生理性别差异已被当成与社会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规范”)完全相同的问题来考虑了。这正是盖德斯和汤姆森声称可以从卵子和精子细胞结构中读出性别的社会角色时所作的预设。巴特勒似乎相信,如果有人认为身体潜在的生育功能决定了性别差异,那些人一定受制于被压抑的性别歧视观念。但整本《第二性》都是反证。结果,巴特勒在结尾时暗示,大多数过去和当代的女性主义者(包括波伏娃),以及几乎所有的医学研究者和生理学家都是性别歧视的施压者,只因他们同意人类的两性分类有生理学基础。尽管巴特勒对于社会规范战斗不止,而盖德斯和汤姆森快乐地拥抱它,但三人的根本逻辑相似得令人胆寒。

我不是说研究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后结构主义者都是生理决定论者。有人认为生理事实为“本质主义”、“生理主义”而存在,对他们普遍的批评倾向最好能被理解为,对社会价值可以基于生理事实这一观点的反冲。后结构主义者并不像波伏娃和罗宾那样否认社会价值基于生物事实,而是否认与社会、政治规范无关的生理事实确实存在。说得更明白些:我的印象是,后结构主义者相信,只要生理事实真的存在,它们就会导致社会规范。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自相矛盾地共享生理决定论者的基本观点(图表A1)。他们逃离这个讨人厌的组合,却走至另一个极端,在心里将生理事实抹杀了(图表A2)。

后结构主义者被名为生理性别的噩梦般的、停止不动又无穷无尽的恶魔幻影攫住了,于是推出理论重炮,全力反击。他们动用自己在1990年代有关社会性别的有利图景,攻击他们认为的1960年代生理性别的糟糕图景。难怪有那么多结构主义者表示对区分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疑虑重重。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 借助“活的身体”或“社会身体”理论以避开上述区分。但她这么做的同时,似乎没有意识到波伏娃把身体看作情境的理念恰是她孜孜以求的。其他人则寻找更彻底的办法,声称生理性别是被社会性别建构的, 或由产生社会性别的控制性话语(regulatory discourse) 所建构, 总之最后,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没有差异;生理性别事实上一直就是社会性别:

因为他们认为讨论生理事实就是讨论本质或者形而上的基础,所以许多后结构主义者相信为了避开生理决定论就不得不成为某种哲学唯名论者。在他们的文本中,哲学唯实论成了政治上的贬义词。这显然是荒谬的。为避开生理决定论,我们只需否认生理事实是社会价值的合法理由即可,最食古不化的唯实论者都能想到这点。相比之下,后结构主义者却经常将两者混淆:一个有关我们的类别和世界的一般关系的唯名论立场,以及一个对世界的特定的政治阐释。其预设是,只要我们意识到有例外的和难以归类的例子,就必然要从政治和理论角度质疑我们观念的含义。或者换一种说法:其预设是政治例外总要被编入我们理解世界的某些概念中。正是这个观念使得一些后结构主义者假设“女性”一词永远无法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使用,即“女性”必须意味着“异性恋、女性气质和雌性”。在这条思路上,所有的概念都被绑定了:提到一个词就是暗示所有其他的概念。

但如果人们认为这一事实会导致政治压迫,即每个概念都划定界限,并由此必然排除了一些东西,比如语词都有意义,且此意义是规范性的,那么人们就很难明白有其他政治立场的后结构主义者到底想倡导什么。后结构主义者不断强调意义是可变动的、不稳定的、不牢固的,其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减缓概念排他性的冲击,但不幸的是,即便是“可变动”和“不稳定”之类的概念本身在大多数语境中也已经有了相当稳定的意思。从后结构主义者自己的逻辑可以推出,如果仅仅因为拥有概念我们就都沉溺在排他的政治中,那么除了通过我们这些被污染的概念所编派的角度,我们就将无法认识这个世界。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概念是概念,不公正的社会标准被植入其中,那么我们都将处于一种努力维持既有社会规范的状态。结果就是,后结构主义者难以解释,当出现偏离了对社会性别传统(规范)预期的现象时,怎么会有一大批人没变得“突然之间彻底混乱了”。

当然一般的语言和特殊的概念常带有意识形态暗示。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词的含义是它的用法。不同场合下,不同人对“女性”一词弦外之音的使用都不相同。如果我们想要打击性别歧视和异性恋主义,我们就应当仔细考察语词在不同语言行为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而非轻率得出结论:相同语词在每次出现时都必定表达一样压迫性的含义,或只因语词有其固定含义而压迫到我们,也不管那些含义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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